论当代西方国际法的走向

Introduction to modern wester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吴 越 西南政法大学特聘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法学博士




原载 [德] 魏智通 主编，国际法，吴 越，毛晓飞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德国法学教科书译丛；网上法律书店在线书目）：中文版导论
中国公法网以及中国政治学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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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在总结当代西方国际法的基础上，认为当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以"二元论"为基础的，国际法调整国家间关系的这个本质仍然没有变。当代西方国际法的三大主题是国际维和与武装冲突、发展与环境、民主与人权。显然，在民主与人权的理解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同的认识。围绕着这三大主题的，则是国际合作、对话与改革三大主旋律。此外，在研究当代西方国际法时，应当重视欧洲大陆的国际法与美英国际法思想间的微妙差异。

Abstracts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wester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hold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d law of states still bases on the theory of dualism. The main topics of moder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re international peace keeping and armed conflicts, the dilemma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protection,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Of course, the industrial countries and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values regarding the conception of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The main objects of moder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r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alogue and refor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inental Europe and Anglo-American countries should not be omitted by studying wester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关键词

国际法、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国际维和与武装冲突、发展与环境、 民主与人权 国际合作、对话与改革

Keywords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d law of states, international peace keeping and armed conflicts,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ialogue and reform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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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国际法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华法系在古代早已形成独特的国际法思想与实践。仅以和平与战争的实践为例，从"以和为贵"、"先礼后兵"可以看出，中华法系的国际法思想始终是以和平为主旋律的，狭义的战争法即"战中之法"居于次要地位，战争并非目的，而是手段而已。即使战争不能避免，仍然要受到习惯法的约束。从"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勿杀无辜"的实践看来，中华古代的和平与战争思想与当代的国际战争法规则是何等相似。然而，在世界近代史中，璀璨的中华文明遭到了西方殖民者炮舰的蹂躏[１]。西方文明从此主导世界，西方的价值观也就成了"主流"的价值观。国际法也就成了"西方"的国际法。在西方法律价值观主导的秩序中，其他法系、包括中华法系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民族自决权"的觉醒，殖民地国家纷纷走向独立。第三世界国家谋求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在经历了"东西"冲突及"南北"矛盾的整合之后，世界格局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当代国际法也不再聆听一个声音、遵循一种模式。就连西方的国际法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当代国际法已经不完全是西方的天下。历史不容逆转，时代迈着自身的步伐前进。当代的国际关系已今非夕比，全球化趋势已成定局。崛起的中国正在重新构造自身的全方位国际关系，寻找自己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有必要了解当代西方国际法的走向。
一、国际法的起源、本质及与国内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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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看来，当代国际法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法中的"万民法"[２]，它是"市民法"[３]的对应物。市民法调整的是罗马人之间的关系，而万民法则调整罗马人与非罗马人之间的关系。万民法是从罗马的外国人法中发展而来的，其内容则十分广泛，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国际公法、国际贸易法、海商法与国际民事诉讼法。到公元15、16世纪的西班牙鼎盛时期，人们开始采用"民族间的法"[４]的称呼，德国至今保留了这一提法[５]。到公元17、18世纪的法国时代，欧洲才始采用"国家间的法"[６]这一称谓。到20世纪，人们才正式采用"国际公法"[７]术语。

上述概念的演变表明，随着国家地位的固化，国家最终取代了民族成了国际关系的主角。国际法秩序中的构造性原则即主权原则也是将国家作为社会和法制单元，或者说国家可以建立秩序[８]，而不是将人民、民族、国际组织、超级组织或者个人作为连接点的。非国家性质的国际法主体、尤其是联合国作为世界和平的组织虽然具有特殊意义，但它们仍然是以承认国家主权为前提的；这些组织尚不能代替国家的存在。因此，"国际法"的本质就是国家间的法。与国内法不同，国家不但是国际法的制定者，也是国际法的实践者，换句话说，国家既是国际法的裁判，又是国际游戏的表演者，这是因为国际法缺少国内法那样的"自上而下"的权威，尤其是缺少权威的争端解决体制以及强力作后盾。尽管当代国际法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国际组织作用的增强，个人的国际法地位提高，但是国际法作为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的本质仍然没有变。为此，我们不能将联合国理解为国家的"家长"，联合国也非"世界国"或者"理想国"，因为即使联合国宪章也是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上产生的。主权平等依然是国际法的出发点和归属。正因为如此，国际法规范的形成必须以国家间的"合意"[９]为基础，国际习惯法也只能通过共同的国家实践形成。借用先哲孔子的话，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

明确了国际法的本质，就不难理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由国家主权原则所决定，"国际法"秩序不能"自动地"在国家内部适用。在当代，已经罕有学者坚持"一元论"[１０]了。"一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秩序是统一的，国际法因此当然地在国内具有效力。但是，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实践中能够贯彻一元论。"一元论"的思想基础大约来自于古代的神学以及后来的自然法思想。神学与自然法认为，法是某种超然的存在，是神的意志或者自然的法则，因此，神的"法"或者自然的"法"当然是统一的，不容凡人分割[１１]。相比之下，"二元论"[１２]更符合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本质。多数西方学者也持"二元论"观点[１３]。"二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系统是彼此独立的，因此国际法规范要在国内发生效力必须经过国家的"认可"或者"指令"。"转化说"[１４]就是以二元论为基础的，它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将某个国际法规范"转化"为国内法规范，转化以后的国内法规范与原国际法规范虽然在内容上是相同的，但是分别属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彼此的效力范围仍然是清楚的。

二元论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强行法"[１５]的国内效力的认识上。有学者认为，国内法的效力级别低于强行法[１６]。笔者认为，对这个命题要从两方面分析。首先，对于什么是强行法，尚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相应地，强行法究竟包括哪些国际法规范至今是一个谜。如果说国家主权平等属于国际强行法（这大约是没有问题的），那就等于说，没有任何的国际"强行法"能够违背国家主权。即使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宣布某个国家的法律因为违背强行法而无效，也只能意味着该国的国内法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然而在该国内部，该法律仍然是有效的，除非国家共同体剥夺了该国的立法权与司法管辖权，倘若这样，不就正好违背了"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强行法原则吗？因此，"强行法"不是否定二元论的依据，不能笼统地认为强行法的效力级别高于国内法。
其次，在研究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时，对"国内法"也要作进一步的划分。在国内法中，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它不仅是制定一般法律的依据，而且也规定了其自身与国际法的关系[１７]。因此西方学者在考察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首先是研究国际法与宪法的关系。笔者认为，在国内法中，任何国际法规范的效力均不得高于宪法的效力。换句话说，即使国际强行法也不得对抗宪法[１８]。这与宪法本身是否与强行法的内容要求相吻合则是两回事。这是因为国家虽然享有独立主权，但是国家也不可能置国际共同利益于不顾，因此立法者在确立宪法的内容时，客观上必须考虑国际法上的一般法律原则，这就是对国家的客观"强制"或者说宪法的客观成分。但是这种客观强制并不是否认宪法权威的依据，原因在于一旦宪法内容确立下来，即使其个别规范违背国际法，在立法者没有修改该规范之前，它在国内就是有效的，至于其他国家是否承认，则不影响其国内效力。例如，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就应当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法规的要求来完善国内的立法。但是现行的法律在修改之前，它在中国境内仍然有效的法，人民法院也不得以国内法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相抵触为由拒绝适用国内法[１９]。当然，中国为此违背自己的国际条约义务所应承担的国际责任则是另外一回事。不过，正如德国学者所指出，不能过高地估计一元论或者二元论在实践中的意义，国家在对待国际法规范时，并没有固守某个理论，而是采取了灵活的态度[２０]。

二、当代西方国际法的主题与旋律
一起非道路交通事故涉及的法律问题

河北贾俊清律师事务所 董振宇律师



问题；本案深静脉血栓后继治疗费计算是否合理？



基本案情：2005年10月12日18时左右，李某骑自行车于某村街道与其后刘某驾驶的无牌照摩托车发生碰撞。事故发生后李某受伤，刘某为受伤。双方均未报警。李某在事故发生后将李某送至县第二医院诊治。诊断为;耻骨联合骨折，双下肢软组织挫伤。此间医药费均系刘支付。于2005年10月18日，由双方家属达成调解协议，内容为：“刘某一次性给付李医药费1700元，此后李出现任何身体不好及病变与刘无关”。2005年11月4日. 李因左下肢肿胀再次到县第二医院治疗，经诊断怀疑深静脉血栓。2005年11月7日，李住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确诊为“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后在该院进行了局部麻醉静脉滤网置放术。术后?予链激酶等溶栓、抗凝、驱聚等治疗。2005年11月25日，经医院同意后出院。并建议“;阿司匹林肠溶片50mg，口服3/日；潘生丁片50mg;蚓激酶胶囊60wu;终生服用”。

对第二次住院发生的费用及今后的治疗费，经多次协商，刘以调解书为由拒不赔偿。李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撤销协议书，要求刘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后继治疗费等费用。

被告辩称：李未观察后车辆情况，在未做手势的情况下强行左拐，导致与我方所骑摩托车碰撞。故原告所提请求不予认可。

经审理查明：碰撞发生时原告于街右侧行驶，被告于街道中心线偏右侧行驶，碰撞前被告未鸣笛，被告前进方向与原告前进方向垂直距离约2.5米。

经原告申请，法院指定中天司法鉴定中心对原告左下肢肾静脉血栓与交通事故有无因果关系进行了鉴定。鉴定意见为“李2005年10月12日所受损伤与左下肢肾静脉血栓形成无直接因果关系，但受伤后长期卧位，肢体活动量减少及局部损伤等因素可诱发或加重其左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

经审理查明：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住院19天期间医疗费31478.34元，租床费554元，交通费432元，遵医嘱今后治疗费145696.32元（按全国人口平均寿命71.8岁计算尚需28.8年，按药品价格及医嘱用量计算，金额为13.86元/日）。另自2005年11月12日至2005年12月25日，共计44天，误工费602.8元，护理费585.2元住院伙食补助费660元上述费用总计179508.66元。

法院认为：被告骑摩托车在村街道上行驶，应履行谨慎注意义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6条：“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两侧通行。”第76条第1款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本案中街道无划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车道，原告所骑自行车属非机动车，在街道右侧行驶符合法律规定，被告在欲超越原告时，未鸣喇叭，以引起原告注意，且在街道中心线右侧行驶，从而缩短了与原告的安全距离，违反了超车的有关规定，且被告无驾驶证，由被告与原告发生交通事故后，原告受伤致耻骨骨折，不具备报案条件，而被告未受伤，具备报案条件，但未报案。故被告应对该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被告虽称原告系突然左拐才与原告相撞，但其并未提交充分证据予以证实。故对其主张不予采信。

法院认为，因果关系既包括直接因果关系，又包括间接因果关系。本案中原告因交通事故受伤致耻骨联合骨折，双下肢软组织挫伤，长期卧位肢体活动量减少是必然的。符合客观规律，而发生交通事故致原告受伤，长期卧位和肢体活动减少、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和紧密性，长期卧位、肢体活动量减少诱发或加重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具有特定环境下的必然性，因此原被告间交通事故与被告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由间接因果关系，被告作为交通事故全部责任者应赔偿原告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是，该交通事故只是诱因或加重因素，原告自身健康因素是其左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内因。因此应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原被告各自家属所签订给付赔偿金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效力，但其中“后李出现任何身体不好及病变与刘无关”内容应仅适用于已发现伤情所引起的诸如感染等可预见性症状，而原告左下肢静脉血栓这种当时不能预见的症状的责任承担不能包含其中，否则违反公平原则。因此原告之损失被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经合议庭合议认为由被告承担40%为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底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1款，第19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刘某?付原告李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继续治疗费等共计人民币70103.46元。

2、驳回原告李某的其它诉讼请求。



判决后刘某不服，上诉于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作者观点

问题；本案深静脉血栓后继治疗费计算是否合理？

本人认为：本案判决被告负担28.8年的后继治疗费的计算方法缺乏法律依据，理由：

1、《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解释》第19条第2款 “医疗费的赔偿数额，按一审法院辩论终结前实际发生的数确定。器官功能的恢复费、适当整容费、以及其它后继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带时发生后另行起诉，但根据医疗证明或鉴定结论确实是必然发生的费用，可以与发生的医药费一并予以赔偿。”

可见后继治疗费是否支持是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其支持的条件为“确定必然发生”。依必然因果关系理论，必然性为前一现象与后一现象是内在、必然、本质的联系。本案中以平均寿命计算后继治疗费，并非必然发生。因为原告的寿命并非必然与平均寿命完全一致，实际可能大于或小于平均寿命，具有不确定性。

2、违反《民法通则》中确定的公平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解释》第21条第3款“护理期限应计算至恢复自理能力止，受害人因残疾不能恢复自理能力的可以根据其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确定合理护理期限，但最长不超过20年”。第25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或 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20年计算”之所以规定20年为上限，是因为“指向未来的一次性赔偿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计算期限过长难免会发生实际赔偿与生活实态不一致的情形，过分加重赔偿义务人的负担，并可能使一次性高额赔偿转化为不当得利”。

本案判决中，后继治疗费“按全国人口平均寿命71.8岁计算尚需28.8年，按药品价格及医嘱用量计算，金额为13.86元/日”的计算方法，同样会产生因为“指向未来的一次性赔偿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计算期限过长难免会发生实际赔偿与生活实态不一致的情形，过分加重赔偿义务人的负担，并可能使一次性高额赔偿转化为不当得利”的问题。对被告显示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