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做好2001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

（2001年1月11日）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对我国新世纪初的发展作出了重大部署。继续发挥农业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是顺利实施“十五”计划的重要保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切实解决农村面临的突出问题，确保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

　　根据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化的实际情况，党中央及时作出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重要判断，提出了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的重大决策，统一了干部群众的思想，明确了继续前进的方向。近两年，各地积极研究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运行规律，面向市场调整结构，取得了初步成效，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工作也有新的进展。农村形势总的是好的。当前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困难。农产品销售不畅、价格低落、乡镇企业效益下降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中西部地区特别是粮食主产区甚至出现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农产品供给能力的提高如果不能给农民带来实惠，来之不易的供求平衡局面就会发生逆转；农民购买力不提高，扩大内需的方针就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农民生活不改善，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因素就会增加；农民的投入和积累能力不强，我国农业就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农业和农村经济不能稳定发展，国民经济的好形势就难以保持。必须高度重视农民收入问题，把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做好新阶段农业和农村工作、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并放在整个经济工作的突出位置。

　　新阶段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要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全面提高农业的素质和效益，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坚持深化农村改革，落实农村政策，把农民积极性切实地保护好、调动好、发挥好，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动力源泉。坚持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步伐，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真正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支撑。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推进农村城镇化，逐步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出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这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力保障。

　　一、继续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全面提高农业的素质和效益

　　当前我国农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农产品质量不高，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农业区域结构雷同，影响各地比较优势的发挥；农产品加工程度低，制约增值效益的提高和消费需求的扩大。推进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须牢牢把握住提高质量和效益这个中心环节，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在优化品种、优化品质、优化布局和提高加工转化水平上下功夫。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农业在新的台阶上继续保持旺盛的发展活力，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推进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经验，加强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扶持和引导。要重点扶持有条件的龙头企业建设农产品生产、加工、出口基地，引进、开发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对农民的带动力。对农产品加工企业、批发市场、合作组织等各种类型、各种所有制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只要有市场、有效益，能够增加农民收入，都要一视同仁，给予扶持。要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分工协作中互利互惠，共同发展。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农业产业化发展规划，根据市场需求推进产业化，避免重复建设和盲目发展。

　　农业结构调整要依据市场规律，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户生产经营自主权。要坚持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不能以任何借口侵害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只能由农民根据市场变化自主决策。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加强市场信息服务、技术服务和销售服务，绝不能搞行政命令、瞎指挥。

　　二、坚持抓好粮食生产，提高粮食生产效益

　　粮食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也是当前农民特别是主产区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粮食的稳定，对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中，一定要重视保护粮食生产能力，特别是保护好基本农田，不能随意把耕地转为非农用地。这是关系国家粮食安全的大事，切不可大意。

　　粮食生产要优化品质、搞好转化、提高效益。各地应从当地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调整种植业结构。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要在保护好基本农田的前提下，继续调整种植业结构，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和创汇农业。粮食主产区在全国粮食生产中举足轻重，要充分发挥粮食生产优势，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加快优质品种的引进、繁育和推广，大力发展粮食的加工转化，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国家要调整商品粮基地建设的内容和布局，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收购储存、发展粮食加工等方面，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力度。

　　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是稳定粮食市场、增加农民收入、保护粮食生产能力的重大举措，要统一思想，认真落实。国有粮食购销企业要增强全局意识和政策观念，认真执行国家的粮食购销政策，坚决纠正一些地方限收拒收、压级压价收购等损害农民利益的错误做法。地方财政要积极筹措资金，确保粮食风险基金及时、足额到位。要切实贯彻优质优价原则，引导农民调整种植结构。有关部门要做好技术、信息和市场服务工作，着力解决良种供应、质量标准、检测手段、收储设施、产销衔接等问题，使优质优价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各级党委、政府要定期组织对粮食购销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三、逐步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业富余劳动力逐步从种植业向多种经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转移，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必由之路，也是使农村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的客观需要。不改变九亿农民搞饭吃的局面，农民就富裕不起来，农村现代化就难以实现。这是一个伴随经济发展逐步推进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当前，要利用农产品供给充足的有利条件，适当加快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的步伐。

　　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首先要向农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合理利用荒山、荒坡、荒滩、荒水和草地等各种农业资源，采取承包、租赁、拍卖等不同形式，大力发展多种经营；进一步加强畜禽良种繁育体系、疫病防治体系和饲料安全体系建设，把畜牧水产业发展成为大产业；积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长农业产业链，创造更多的就业需求和增收门路。

　　发展乡镇企业是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要引导乡镇企业继续推进两个根本性转变，加快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实现新的发展。乡镇企业要立足当地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储藏、保鲜、运销等行业，加快改造传统工业，积极发展商业、运输、饮食服务、旅游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大科技投入，搞好技术改造。放手让群众从实际出发，探索和选择企业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

　　发展小城镇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明确发展重点，防止一哄而起。现阶段主要发展县城和少数有基础、有潜力的建制镇，充分发挥这些中心城镇的作用。发展小城镇关键是发展经济，要以产业发展为依托，在加工、贸易和旅游等方面形成有特色的主导产业，特别要与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市场扩大的良性循环，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各地要抓紧制定促进小城镇发展的投资政策、土地政策和户籍改革实施办法。对农民跨地区就业和进入城市务工，要切实加强引导和管理，使之有序进行。

　　四、加快农村税费改革，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在当前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对于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措施。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各地要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积极推进这项工作。

　　农村税费改革涉及农村各方面利益关系，政策性强。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充分认识这项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切实加强领导，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负起全面责任。要统筹规划，精心组织，认真测算，制定好方案。在实施过程中，要严格按政策办事，做好深入细致的工作，尤其是在农业税应税面积、常年产量、计税价格等指标的计算上要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不能简单化。要认真研究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化解矛盾，完善有关配套政策，确保改革顺利进行。

　　要以农村税费改革为契机，积极稳妥地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乡镇政府要转变职能，下决心精简机构，裁减人员，减少村组补贴干部人数，优化农村教师队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在不影响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适当撤并乡（镇），以利于精简机构和人员，减轻农民负担。为保证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税费改革后形成的乡、村正常收支缺口，中央和省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给予适当补助。

　　继续做好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针对农村中小学乱收费、报刊征订中乱摊派、电网改造中搭车收费和乱收电费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对清理出来的问题要坚决纠正。规范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服务性收费，纠正没有法律依据、不按规定程序和标准的收费。对于那些不顾中央三令五申加重农民负担的地方和部门，要坚决查处，并追究领导责任。

　　五、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近几年水旱灾害对农业造成巨大损失，说明我国农业抗灾能力还不强。必须多渠道增加投入，长期进行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建设要坚持“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的方针，继续搞好大江大河大湖治理，抓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加快重大水资源控制性工程建设。根据我国水资源紧缺的实际，要把节水放在突出位置，着力抓好水资源优化配置和节水工作，努力提高用水效率。大型灌区是我国粮食的主要生产基地，节水潜力很大，要加快节水改造和配套建设，强化渠道防渗和管道输水措施，尽量减少输水损失。改革水费和灌区管理体制，促进灌区节水。干旱地区要发动群众，因地制宜开展小型、微型水利工程和雨水集蓄工程建设，同时要加强规划管理。大力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和旱作农业技术，提高水的利用率。目前农村有些地方人畜饮水困难，要切实加大这方面投入，尽快予以解决。

　　按照《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的要求，继续实施重点地区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和长江、黄河上中游地区生态建设综合治理工程。坚持开展以小流域为单元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有计划、分步骤地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加快京津风沙源区综合治理，恢复和建设天然草场，保护湿地。加强林木良种和草籽基地建设。

　　坚持实施农业综合开发，继续改造中低产田，加强商品粮和优质农产品基地建设。加大种子工程、畜禽水产良种、动植物保护体系的建设力度。农产品批发市场体系、农业市场信息体系、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检测体系建设，要按照确定的规划，落实资金，加快进度。

　　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当前要着力加强乡村道路、供水供电和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这既能大量使用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当地建筑材料，增加农民收入，又能为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打下基础。适应农村税费改革的新情况，各级财政要按照公共财政原则，逐步增加对县以下农村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采用财政补贴、财政贴息等多种方式，支持农村社会发展。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小型、分散等特点，要特别注意加强资金管理，防止截留、挪用，切实管好用好。

　　六、深化农业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农业科技进步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必须加快农业科技进步。要适应新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调整农业科研与开发的方向，重点加强优质新品种选育、节水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和贮运技术、生态环境治理、防沙治沙技术等方面的技术攻关和成果推广。尽早颁布并实施《农业科技发展纲要》，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

　　按照有利于科技与农业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农业科技创新，有利于农业科技产业化的原则，积极推进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合理配置国家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农业院校的研究力量，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建设一批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重点研究中心和农业工程中心，集中力量从事重大农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条件的农业科研机构要逐步转变为科技型企业或企业集团的技术开发机构；一部分科研机构转变为农业科技和信息中介咨询机构。改革和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鼓励、支持企业和民办农业科技组织参与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

　　积极发展农村中小学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继续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实行基础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三教”统筹，促进农科教结合。农村中小学要合理调整布局，提高教学质量。采取切实措施，保证正常的教育经费，同时下大力气整顿乱收费现象，保证适龄儿童正常入学，解决一些地方存在的学生辍学问题。加强农民职业教育，建立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民技术教育培训体系，组织农民学习先进实用技术，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专业技能和安全生产知识，做好农村科普工作。

　　增加农业科技投入。重点支持农业科技示范场、示范园区和农业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支持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研发和推广。支持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

　　七、改革农村信用合作社，改善农村金融服务

　　要积极探索适应农村经济发展要求的农村金融体系、经营机制、管理体制和服务方式。当前首先要搞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完善方案，逐步推开。

　　农村信用社必须坚持为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方向，努力增加信贷资金，改进贷款方式，提高服务水平，充分发挥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的金融纽带作用。要深化改革，明确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落实风险责任。要转变经营作风，深入乡村，主动上门，帮助农户选好项目，搞好经营，用好贷款，增加收入。要强化内部管理，建立内控机制，健全岗位责任制，调动职工积极性，努力提高信贷质量，逐步扭亏增盈。要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同时帮助信用社解决实际困难，增强为农服务的能力。

　　农业银行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坚持和发扬支农传统，加强对农村的金融服务。当前，要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有效益有潜力的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适当增加中长期农业贷款的比重，支持农村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拓宽农业利用外资渠道和投融资领域。

　　八、坚持开发式扶贫，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

　　经过艰苦努力，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战略目标已基本实现。以此为标志，我国的扶贫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扶贫开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制定今后五到十年的扶贫规划。重点做好中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和特困地区的扶贫工作。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支持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重视开展科技教育扶贫，提高贫困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从根本上增强他们的脱贫致富能力。多方面增加扶贫投入，扩大以工代赈规模。继续开展对口帮扶和定点扶贫工作。

　　目前农村一些受灾地区的农民群众生产和生活不同程度地存在困难，各级党委、政府务必给予高度关注。要组织干部深入灾区，调查研究，掌握情况，采取切实措施，把群众的生产生活安排好。要落实好受灾地区的税费减免政策，及时发放救灾资金和物资。继续动员社会力量支援灾区，开展群众性的互助互济和生产自救活动。

　　九、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充分发挥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重点扶持和扩大畜禽、水产品、水果、蔬菜、花卉及其加工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特色产品和有机食品的出口。坚持以质取胜战略，努力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培育名牌产品。加快新产品开发，优化出口结构，提高产品加工水平和附加值。选择有基础、有潜力的地区和企业，进行集中扶持，建设高标准、高起点的农产品出口基地。抓紧建立无公害农产品安全生产体系，尽快落实无规定疫病畜产品出口保护区的建设工作。出口企业要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出口秩序。

　　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引导国内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办厂，发展农产品加工贸易，合作开发土地、林业以及渔业等资源。有计划地组织劳务输出，参与国外农业开发、水利工程承包等。有关部门要为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和法律咨询服务，简化手续，搞好协调，加强管理。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组织力量，研究制定农业对外开放战略，分品种、分行业、分地区深入研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抓紧制定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

　　十、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促进农村社会全面进步

　　农村正在进行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是事关农村工作全局的大事，各地务必按照中央的部署，抓好落实。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确保农村社会稳定。

　　要努力开创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新局面。适应新时期农村的发展变化，改革基层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加强乡村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探索基层组织的设置和活动方式，扩大党的工作的影响力；加强对农村党员的教育和管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切实加强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丰富农村的文化生活。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继续抓好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优生优育，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推进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合理配置农村医疗卫生资源，加强农村医疗、疾病控制和预防保健工作。要以坚持依法行政和完善村民自治为重点，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推进农村基层依法治理，提高县乡干部依法行政、村干部和村民代表依法办事能力。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民主选举村委会，加强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设，重点完善村务公开、财务公开的监督制度。全面推行乡镇政务公开制度。要加强对农村基层干部的教育和培训，帮助他们提高政策水平，增强法制观念，改进思想和工作作风，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维护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稳定的关键。要倡导干部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的方法处理同农民的关系。尊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生产经营自主权和财产所有权，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做好经常性的隐患排查工作，及时发现和化解矛盾，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落实领导责任，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当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到现场，面对面地做好工作，防止事态扩大和矛盾激化。全面落实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继续深入开展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斗争，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和恶势力，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

　　今年是实施“十五”计划的第一年，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工作，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摆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振奋精神，扎实工作，勇于创新，努力开拓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为顺利实现“十五”计划的各项目标做出贡献。




“母法”观念与中国的宪法



[英 文 名] Influence of Idea of Parent Law on China’s Constitutions

[内容摘要] “母法”是理解中国宪法的一个关键性词汇。尽管“母法”观念在早期民主法制建设中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从整体讲，“母法”观念对我国目前的宪政与法治建设特别是宪法修改，已呈现出消极影响。要消除“母法”观念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应确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的原则，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关 键 词] 母法观念 中国宪法 影响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市忠县人，法学硕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教师。

[通讯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180号， 邮政编码：264209

[联系电话] 0631-5688633（宅）13869083003

[电子信箱] xwyan3721@sina.com xwyan3721@hotmail.com



一、“母法”：通向中国宪法幽境的秘密通道


卡尔·贝克尔在研究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时说：必定有一条通向天上宝座的秘密通道，有一条秘密的小道是所有的Philosophes（哲学家们）都知道的，有一扇门是对我们关闭的，但是当他们一连加以几下事先默契的轻敲，它就会向他们开放的。他把人们频繁使用的一些关键性词汇当作通向知识的秘密通道的那扇小后门。在13世纪是“上帝”、罪恶、神恩、得救、天国，在18世纪是自然、自然律、最初因、理性、情操、人道、完美性，在19世纪则是物质、事实、实际、演化、进步。 卡尔·贝克尔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有效方法：找到这些关键性词汇，我们就能走进那些特定的时代。这种方法是针对历史的，特别是可以被称作“时代”的那些长时段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把时下的宪法并不真正看成是某种纯粹意志的产物，而是看作是历史的产物且必然带有时代印迹的话；那么，卡尔·贝克尔的方法对理解我国的宪法就会同样有效。

宪法问题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也是有线索可寻的。在不同的时期，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表达着各自的愿望与要求。只要我们认真分辨，也一定可以从这些词汇中找到某些类似卡尔·贝克尔所说的关键性词汇。它频繁地出现在人们关于宪法、宪政问题的各种争论、解说及日常话语之中。虽然人们对这些词汇的理解可能存在着差异，但在某一特定时期，这些词汇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们对宪法、宪政的共同理解，传达着人们某些相同的观念。因此，这些词汇也就成为我们理解那些特定时代的“秘密通道”。清朝末年，自维新派率先提出一系列立宪主张以来，清廷又是派大臣出国进行宪政考察，又是宣布仿行宪政，国内外近80个立宪团体纷纷提出各种立宪主张，朝野一片“立宪”之声。此时，“立宪”便是那一时期的关键性词汇。因此，要了解清末时期人们的宪法观念，认识那场所谓的立宪运动，只需理解他们各自使用的“立宪”一词的含义即可。到20世纪30-40年代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宪法、宪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颁布了一部又一部的宪法文件，对宪法、宪政的研究也达到了顶峰，通向这一时期宪法的“秘密通道”就变成了“宪政”一词。只要把握住当时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的政治集团所谈论的“宪政”一词的含义，我们就理解了那个时代。在1949年以后，“立宪”、“宪政”两个词汇都悄然退场。随着1954年宪法的制定，“母法”和“根本法”逐渐成为了在我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几乎可以与宪法相替代的两个术语。因此，“母法”、“根本法”又构成了理解现时代宪法的关键性词汇。

斯大林曾强调，“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 这对我国宪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宪法从此失去了保障其规范性的一种最有效的法律技术手段，即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机制。 因此，“根本法”一词在我国主要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被强调，它仅仅意味着一项政治原则。宪法的“根本性仅在于宪法规范政治的基本结构和公共权力的运行原则”。 “根本法”的术语对宪法本身及其实践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作用，或者说，对这一术语的强调并没有使宪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法”。在一些学者那里，“根本法”似乎也只是在“母法”的意义上即作为立法依据或授权规范的意义上被强调。如果说“根本法”仅是在形式上得到强调，并没有使宪法成为本来意义上的“根本法”；那么，我们对“母法”的强调则对我们的宪法及实践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母法”一词在我国具有较强的法律意味，它主要在作为立法依据或授权规范的意义上被强调。数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对“母法”术语的固定理解，这种理解已然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宪法观念，而且，“母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宪法观。因此，“母法”一词正是那条通向中国当下宪法幽境的“秘密通道”。

将宪法喻为“母法”、普通法律称作“子法”，从而将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理解为所谓“母子”关系，是国人理解宪法与普通法律关系的一种基本模式，至今十分流行。许崇德先生认为：“由于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其他一般法律的制定都要以宪法为立法基础。”因此，“宪法是母法，一般法律是子法。” 有学者类比生物学意义上的母子关系对宪法与一般法律的关系进行了拓展，提出宪法与一般法律的关系不仅体现出“繁殖功能”，而且还表现出“监护功能”，希望从中挖掘出建立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当性来。 也有学者将“母法”视作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表述宪法最高法地位的两个概念装置之一。 还有学者甚至以“母法”来定义宪法：“宪法即母法”。 这是我国学界关于宪法与一般法律关系的几种典型描述。

如果说，在终极意义上，宪法是由特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那么，这种物质生活条件一旦确定，则观念就是宪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在宪法起草过程中，宪法观念就构成了人们关于宪法的模型、职能和类型的看法”。 当然，一部宪法未必仅仅体现某个单一的观念。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可能存在多种相互冲突的观念，而宪法则是这些观念在不得不作出让步情况下最终达成的妥协。但这不妨碍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任何一部宪法都是某些特定宪法观念的产物。因此，通过对“母法”观念的剖析揭示其特定的内涵及其对我国宪政实践特别是对制宪与修宪的影响，是理解我国宪法、把握宪政实践的一条捷径。


二、“母法”内涵之厘定


郑贤君博士认为，所谓母与子的关系有两种：一是子因母出；二是母命难违。前者体现为“繁殖功能”，后者表现为“监护功能”。就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而言，“繁殖功能”是指宪法作为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的那种功能”，而“监护功能”是指“宪法既保障着子法又制约着子法的实施”的功能。该学者假设，在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上，如果不把重点置于“繁殖功能”上，而是放在“监护功能”上，则宪法的“母法”称谓依然是有价值的。 此番宏论，是针对林来梵博士关于“母法”概念具有含混性（任何一般法或授权规范都可视为“母法”，“母法”也是一国立法所采用或模仿的他国立法的称谓；因此，“母法”称谓并非为宪法所专享）、我国宪法学者片面强调宪法为一般法律提供立法基础的“繁殖功能” 的评论而言的。如前述，提出“监护功能”概念的目的，是要从中引申出建立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当性。但这种努力似乎有些徒劳。因为，在事实上，所谓宪法的“监护功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宪法对普通法律的规范与制约，虽然可以从一些学者的个别论述中推演出这一结论，但它却从未真正得到强调，更未在实践中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装置。可以认为，我国宪法从未被赋予所谓“监护功能”，这一概念的提出，仅仅是个别学者对民法中父母子女关系的一种类比。

上述争论的焦点是：宪法在何种意义上是“母法”？考察“母法”概念的涵义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从学者们的论述看，我国“母法”概念是在以下几种意义上使用：（1）从法律移植中法源的角度讲，是指“一国法规的制定，以外国法律为依据者，称其法源的外国法为母法，而称依此所制定的法律为子法。” （2）从立法依据的角度上讲，它是指“国家制定的条律或命令所依据的法律，称作母法，根据母法所制定的法律、法令等称作子法。”如“所得税法”为母法，所得税法施行细则为子法。 （3）从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讲，宪法为“母法”，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通法律为“子法”。 最后一种意义上的“母法”概念即以“母法”专指宪法，在宪法学界几成公论。笔者认为，前两种意义上的“母法”概念，含义较为中肯、公允，更接近我国传统中使用“母法”一词的原初意义。“母法”并非专指宪法，其意义仅指所制定法律的来源或依据。将宪法比作“母法”是这一意义的延伸。

以“母法”指代宪法在我国具体起源于何时，尚无可考。但将宪法视作“母法”的观念在我国却早已有之。梁启超在1900年初发表的《立宪法议》中称：“宪法者何物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 宪法而“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表达的正是“母法”的观念。“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似可以从中得出宪法制约普通法律的认识。但从梁启超有关论述整体来看，它仍然仅仅是在强调宪法的“依据”作用（而非宪法对普通法律的制约）。梁启超被认为是宪法学在中国的开山鼻祖，中国宪法学的创始人， 从他开始，“母法”观念就成为了我国宪法学传统的组成部分。在民国时期，宪法学盛极一时，而“母法”观念一以贯之。李三无在《宪法问题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21号，1922年11月）一文中说，宪法为“一切法律所由生”，“宪法为国家之根本大法，一切法律，俱由此生”。 如阮毅成在《从“法”说到“宪法”》（载《时代公论》第87、89号，1933年11月）一文认为：宪法与他种法律有两种关系，“一是从法的创造到法的实施的关系，二是从抽象规律到具体规律的关系”，“法律对于宪法为实施，宪法对于法律为创造”。他进一步解释说，“宪法内容，大都是概括的，亦即并不限定适用于一个最确定的具体事实，则其效力的实现，必须有待于多种其他法律，对于各个事体，再加以规定。” 屠义方在《宪政与法治》（《新政治月刊》第3卷第3期，1939年）一文中也说：“宪法是国家进行法治的一个根本大法，……一切法律必须根据宪法以制成。”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已有学者使用“母法”一词并使之与最高法或最高法律效力的概念相联系。如《中华法学杂志》第5卷第1期（1946年）发表吴绂征《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一文认为，“宪法是一个国家或政治社会的最高法律，这是说在创设法律规范的过程中，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其效力优于一般的普通法律。” 从该文的论证逻辑看，“母法”称谓在当时已普遍使用。作者将“母法”视同为“国家或社会的最高法律”，作者强调“在创设法律规范的过程中”，且整篇文章看不到宪法对普通法律的制约与规范的论述，更没有相关制度设计来保障。可见，作者仍然仅仅意在强调“繁殖功能”。在这里，所谓宪法是最高法律或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完全是停留在理论上的，是在母与子伦理“辈份”的意义上给予承认的；而在实际上，并没有建立任何制度予以保障。我国后来的理论和实践大体都是走的这条路子。

在1949年以后，“母法”概念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母法”术语逐渐成为宪法的专门称谓，二是出现了将“母法”概念狭义化的倾向。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在宪法中通常都规定了一国的立法原则，使立法机关在日常立法活动时有所遵循；同时又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立法。所以许多宪法学家把宪法称为‘母法’、‘最高法’，把普通法律称为‘子法’。” 在此，我们看到，（1）在宪法学中“母法”被视为宪法的专有称谓。（2）“母法”仅具有作为立法依据或立法基础的意义，完全排除了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及对普通法律的制约的意义。（3）强调“母法”“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立法”。总之，“繁殖功能”在我国1949年以后的宪法学中被片面强调，“母法”并不具有“监护功能”。所谓“母法”的“监护功能”，不过是我们时下的学者根据母子关系比附上去的。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和实践资援——我国一直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从未获得司法适用，“母法”的所谓“监护功能”在我国宪政实践中根本不存在。到目前为止，“母法”观念仍然只是在“繁殖功能”的意义上不断得到强化，其标准的文字表述是：所有法律都必须依据宪法制定。


三、“母法”观念对中国宪法之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