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时效制度研究
-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

陈定良
（浙江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314001）


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存在一定时间以后，即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民法上按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的不同，将时效分为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取得时效（usucapio），又称时效取得，抽象而言，乃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某权利之意思继续行使该权利，经过一定期间之后，遂取得该权利的制度。
取得时效最早见诸古罗马法，降至近代，这一制度率先为法国民法典所采纳，后来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承袭。可以说取得时效在欧陆国家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法律制度，但在我国却一直是立法上的一项空白。近年来，尤其是从1995年以后，关于如何制定物权法或民法物权编成为我国社会一个焦点以后，物权法中的各项制度得到了更深入地研究。相应地，法学界对取得时效制度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并且对于取得时效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的必要性，我国学术界与实务界已经达成了共识， 一致认为我国应当建立自己的取得时效制度，并把它写进了两部物权法专家建议稿与民法典草案里面。 但是，学者们对如何设计取得时效这一制度，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些方面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主张，因而促使取得时效制度成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一段时间以来争论不休。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设计这一制度，并使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则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从取得时效制度历史起源考察入手，通过各国或地区取得时效制度的对比，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寻求一个理性的取得时效制度的规范体系，以期对我国的民法立法有所裨益。
一、取得时效制度的历史起源及在各国或地区的生成或演变
一切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作为调整人类行为规范的法律制度也不例外。取得时效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了弄清楚它的真实面目，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它进行历史的考察和比较法的分析。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弄清楚这一制度演变的历史过程，这一点正如列宁在讲到如何研究国家问题时所指出的“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地获得正确处理的本质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的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而“通过对各国法律的比较不仅能够加深对本国法律的理解，还能从中获得关于如何改进和发展本国法律的重要启迪”。
（一）．取得时效制度的历史起源
“私法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一些重要的理念、观念和概念，都可以从罗马法中找到它的蛛丝马迹，从而发现其发生与发展的渊源”。
取得时效制度作为一个极为古老的法律制度，最早也诞生在古罗马，据亨利·梅因爵士考证，为了鼓励平民占有他人废弃土地，从而稳定经济秩序，早在罗马国家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出现以前，古罗马就有对取得时效制度的古老规定：凡曾被不断持有一定时期的商品即成为占有人的财产，占有的期间是极为短促的——一年或二年，视商品性质而定。 然而目前可查的对取得时效的最早的成文法规定始自《十二铜表法》，《十二铜表法》第6表第3条规定：使用土地的取得时效为2年，其他物为1年，但使用人必须是罗马市民，外国人不能适用。其目的主要是弥补形式主义要式买卖所导致的缺陷。至帝政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略式买卖已取代要式买卖，人口迁徙频繁，市民法逐渐显露出不足，外省省长创制了适用外国人与行省土地的所谓长期时效，根据长期时效，不论动产或不动产，当事人同住一省的经过10年，异省的经过20年，占有人即有权拒绝所有人的追诉。至优帝时期，优帝一世鉴于市民权已普及全罗马的一般居民，外省土地与意大利土地的统一征税以及市民法所有权与法官法所有权的差异消失等原因，废除了最古时效与长期时效的区别，建立了统一的时效制度。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动产取得时效的期间为3年，不动产的取得时效期间，当事人居住同省的为10年，异省的为20年，无正当原因的善意占有人或占有人和平、公然占有盗窃物的，不论动产或不动产一律30年。至于法律特别保护的财产，诸如争讼物以及国库、皇帝、寺院和慈善团体的财产，则为40年。
应该说，取得时效制度是伴随着古罗马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并逐步走向成熟的。
（二）．在近代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生成
1．法国民法典
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法国民法学家突破经院法学家的观念束缚，将沉寂多年的取得时效制度写进了《法国民法典》。 基于对取得时效制度与消灭时效性质的认识，法国民法典承袭注释法学派所主张的所谓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具有共同本质的观念，将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视为时效制度的统一整体的两个组成部分，而共同规定于民法典独立的一章 其第2219条规定：“时效，系指在法律确定的条件下，经过一定的期间而取得财产所有权或自行免除义务的方法。”其中“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方法”为取得时效，“免除义务的方法”为消灭时效。
在其民法典中，取得时效又分为普通时效与短期时效，普通时效为30年，短期时效为10年到20年，10年与20年短期时效均要求占有人为善意。在动产的情况下，如果占有人为善意，即符合即时取得的要件，则适用即时取得制度；如果占有人为非善意，则适用30年取得时效。
2．德国民法典
与法国民法典不同，德国民法典继受罗马法，将取得时效规定于其“物权编”当中，作为所有权的一种取得方式。在其民法典中，取得时效分为动产取得时效、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与未登记不动产取得时效三大类。有关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其第900条第一项第一目规定：“未取得土地的所有权而作为该土地的所有权人登记在土地登记簿时，如此项登记已经达到30年，而且此人取得对该土地的自主占有时，则此人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延伸而言，即不动产的登记簿中登记为所有人的占有人，善意占有不动产经过一定期间，且该登记未被撤消时，将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
有关未登记不动产的取得时效，其民法典第927条规定，对他人的不动产经过30年和平、公开、连续的自主占有，占有人可以申请登记为所有权人，其成立要件首先要求占有人必须自主占有，即以自己所有的意思占有该不动产。其次要求此占有人必须公开、和平、持续占有。最后，占有人必须依公示催告程序除去他人的所有权，并申请登记为所有权人。
而对于动产的取得时效，德国民法典共安排了9个条文（937-945），该法第937条第一项规定：“自主占有动产经过10年者，取得其所有权。”在德国法上，动产取得时效有三个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是善意占有，如取得人在取得占有时为非善意或在以后知悉所有权不属于所有者，不成立因时效而取得。其次，占有必须是自主占有，即占有人必须以所有的意思占有。最后，占有必须经过一定的期间，即法定的时效期间届满。
3．日本民法典
日本民法典承袭法国民法典的做法，将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规定在其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第六章里。关于取得时效共设4个条文。在其民法典中，取得时效由长期时效与短期时效构成。有关长期时效，该法第162条第1项规定：“20年间，以所有的意思平稳而公然占有他人之物者，取得该物的所有权”。有关短期时效，该法第162条第2项规定：“10年间以所有的意思平稳且公然占有他人的不动产者，如果其占有之始系善意且无过失的，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两种形态时效分别适用不同的构成要件。但无论20年时效还是10年时效，都要求占有人以所有的意思公然占有。除此之外，日本民法典还把取得时效的适用客体扩张到所有权以外的其他财产权。
4．瑞士民法典
瑞士民法典继受德国民法典有关取得时效制度的规定，将取得时效规定于第四编“物权法”的“动产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里面，明定取得时效为动产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一种取得方法。但有一点差异就是瑞士民法典在动产所有权里面使用的术语为“占有时效”。
首先，在土地所有权取得时效里面，它分为普通取得时效与特殊取得时效两类。普通取得时效指的是，在不动产登记簿上不当登记为所有人的占有人，只要其为善意，并没有争议地连续取得10年，取得所有权，实质上是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特殊取得时效指未登记土地（不动产）的取得时效。并且瑞士民法典并未严格把已登记不动产所有权排除在其适用客体之外，其民法典第662条规定：对于不动产登记簿中记载的土地所有人不明，或在三十年取得时效开始时，原所有人死亡或被宣告为失踪，现占有人，同样取得所有权。其次，对于动产所有权的占有时效，只要占有人作为所有人占有他人财产，且无争议无间断地占有5年之久时。即可取得其所有权。
5．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有关取得时效制度主要参酌德国、瑞士民法规定，把取得时效规定于“物权编”中，其主要包括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不动产所有权取得时效以及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的取得时效三种类型，有关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其“民法”第768条规定：“以所有的意思，5年间和平、公然占有他人动产者，取得其所有权。”其不以善意为要件，只要和平、公然占有他人动产经过5年，即可取得该动产所有权。而有关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则根据占有人是否具有善意又区分长期时效（20年）与短期时效（10年），但客体仅限于未登记的不动产，对他人已经登记的不动产不存在依时效取得物权的可能，而且不承认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
（三）取得时效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演变
英美法由于受寺院法的强大的阻力，对于时效的态度，起初是嫌恶，后是勉强赞成，英美法上，有关取得时效主要有两项制度，一项是反向占有”（adverse possession） 它源于英格兰传统的封建法，指动产或不动产的敌意（hostility）占有人，以取得所有权为目的公开、自主、连续的占有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达到法定的期间，即可取得所占财产的所有权。适用于有体动产和不动产。它是《时限法令1980年》（limitation Act 1980）的核心内容。其二是时效占有(prescription)，它首先发端于英国普通法，指的是无权利人通过使用他人的土地或其他不动产，从而取得附属性的地役权或用益权的制度，主要适用于附属性的地役权或用益权。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给长久的事实穿上权利的外衣。两者标的的结合与大陆法系的取得时效制度的调整范围大体相同。
在美国，各州都有关于“反向占有”的规定，但规定的期间不同。如不动产的“反向占有”的期间在纽约州为10年，在加利福尼亚为5年。 一般而言，不动产的“反向占有”期间为10年到20年，动产则为2年到6年。 并且，根据一州关于“反向占有”规定所进行占有的标的一旦离开该州，将停止计算，待标的物回到该州后再继续计算。
4．取得时效制度在我国
严格地讲，在中国古代不存在取得时效制度的规定。 近代意义上的取得时效制度，最早见于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中，取得时效被规定在草案第一编总则的第七章“时效”之下，但随着清政府的垮台，该草案并未施行。真正形成一项系统完善的制度并予以施行的是中华民国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1923—1931），当时仿德国、瑞士民法典体例将其规定在该法典的物权编中，分为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不动产所有权取得时效和所有权以外其他财产权的取得时效，规定得比较详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大陆地区废除了国民党“六法全书”，制定颁布了许多新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事法规。在民事法规中，效仿《苏俄民法典》有关时效制度的规定，只采用单一的诉讼时效（消灭时效），未采纳取得时效制度。直到1986年4月12日颁布的《民法通则》亦未加以改变。立法上虽然一直没有规定取得时效制度，但在理论上对要不要规定取得时效一直有争议。
立法上之所以拒绝规定取得时效制度，一方面是受前苏联立法的影响，认为无偿取得他人物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是不道德的，不劳而获，与社会主义国家所倡导的“物归原主”“拾金不昧”的道德观念相违背，不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而且极可能导致鼓励那些行为不轨的人哄抢、私占公共财产的行为。另一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随着土地法的独立，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普及、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广泛适用以及消灭时效的规定，使得取得时效失去了适用余地。 反对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观念也一度占据上风。
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法学上逐步摆脱前苏联法学的影响，越来越多学者主张建立取得时效制度， 甚至原来反对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学者转而要求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反映在立法上，就相继有两部物权法专家建议稿以及《民法典草案》对这一制度加以规定，但对如何设计这一制度以适合中国国情却存在争议。
二、取得时效存在的法理依据
取得时效制度目的在于使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地继续占有或使用他人的财产，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间，从而依法取得他人财产所有权或其他权利。在特定情形下排除真正权利人的权利，使“事实胜于权利”，从而再一定程度上极大地动摇了“所有权神圣”的原则。由于这一点，取得时效成为“在一切法律中，现代人最不愿采用并使它产生合法化的原则”， 并备受现代法学家批评；在日本，川岛武宜先生认为“纵使非正当权利关系的事实继续存在，也不能破坏法律原则，加以既成事实而给予不法占有人所有权或相他权利——与近代强烈权利观念相矛盾”。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它违背社会伦理，会鼓励人们哄抢、强占、盗窃公私财物。 但在立法实践上，除了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我国等少数国家立法上没有采纳取得时效制度外，这一制度在法典法系的国家或地区几乎得到了一致的承认，尽管在制度设计上有所差异。
如果说“存在就是合理的”，那么，取得时效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究竟在何处？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索其存在的法理依据。
德国著名民法学家拉伦兹曾提出：创造法律进步活动必须具备以下三项要件：（1）所提出的规则能适用于一定的案件类型（Falltypus）；（2）法律要件与法律效果的结合，系基于法律上考虑，旨在实践一项实体的法律原则，（Ein materialles Rechtsprinzip）；（3）所创造的规则必须能与既存的法律秩序融为一体，契合无间，以维护秩序的内在的一致性。
取得时效制度虽然并非一个后生成的制度，但它移植到中国，我们就不得不思索它与中国法律体系这个“受体”是否具有可融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创造一个新的法律制度所须考虑的因素并无二致。因而笔者以为，在我国，讨论取得时效制度的存在法理依据，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应考察取得时效制度的制度功能，目的在于揭示在我国设立取得时效制度是为了实现哪一些法律价值，适应何种社会需求，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应考察取得时效制度在现今法律体系中是否有存在的逻辑空间，即揭示在当代各项法律制度比较健全的情况下（如消灭时效、善意取得、物权公信原则），取得时效制度是否有存在的逻辑空间？
（一）．取得时效制度的制度功能
作为一个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制度，取得时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现出不同的制度功能。出现之初，古罗马原始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促使取得时效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解决财产所有权人与需要人之间的矛盾，鼓励人们使用他人闲置之物（如土地、奴隶、牲畜等），以使物尽其用。《十二铜表法》颁布以后，为了克服形式主义要式买卖制度的缺陷，取得时效具有了补救所有权取得方式缺陷的功能。至共和末年，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交易及迁徙频繁，取证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于是取得时效制度又发展为一种证明所有权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发展到帝政后期，战乱频繁，取得时效又演变成一个尊重持续的事实状态，保护现有社会经济秩序，以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发展到近现代，随着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取得时效原有的一些功能已经从其身上褪去。但是，现代各国民法仍普遍地承认取得时效在维护交易安全、稳定经济秩序、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物尽其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详细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1．保护交易安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郑玉波先生曾将法的安全分为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前者着眼于利益的享有，所以也称为“享有的安全”或“所有的安全”，此种安全主要由物权法保障，后者主要着眼于利益的取得，所以也称为“交易安全”，合同法为主要维护交易安全的法律。 为什么说作为主要调整财产的占有关系，保障静态安全的物权法， 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制度的取得时效的功能是保护交易安全呢？其理由在于无权利人以所有的意思公然、和平、继续地占有他人的所有物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人们常信其与真实的权利关系相符，从而在该物上建立各种法律关系，否定取得时效制度势必造成社会经济与法律秩序的混乱，违背法律旨在维持人类共同生活的和平秩序这一目的。 申言之，取得时效制度就是通过保护静的安全达到维护动的安全目的的，即通过对占有人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承认从而达到维护与占有人发生交易或其他关系的第三人的利益，以达到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
另一方面，现代民法价值取向相比于近代民法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追求“安定性”到追求“妥当性”，由“形式主义”到“实质主义” 。在现代，传统民法的三大原则受到修正，消极国家向积极国家转变，民法本位也逐步呈现出了社会化倾向。现代民法上的取得时效制度就隐含传统民法所欠缺妥当性的国家干涉主义的价值观。 在保护财产原始所有人利益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考量上，取得时效制度选择了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也正是由于它选择了社会整体利益，稳定了社会经济秩序，所以，各国民法典无不加以采纳，即便在极力张扬“所有权神圣主义”的近代民法时代。
2．节约交易成本，减少资源浪费，促进物尽其用
按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明确界定的产权能保护人们投资和创业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模糊的产权制度是增加交易成本最基本的原因。取得时效制度通过赋予自主、和平、公然达一定期间的“占有人”以财产的所有权，从而消除原所有权与事实占有权相分离的状况，解决了模糊产权的问题。在很大意义上节约了当事人的交易成本，客观上也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并诱使闲置资源得以重新配置与利用。而这一功能也正好符合科斯所主张的“权利应该让于那些最能够最具有生产性使用并激励他们这样使用的动力的人。而且要发现和维护这种权利分配，就应该通过法律的清楚规定，通过使权利让渡的法律要求不太繁重，而让权利让渡成本比较低”。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开发企业发展和风险防控规定

津政令第 21 号


　　《天津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开发企业发展和风险防控规
定》已于2009年8月18日经市人民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通过，现
予以公布，自2009年11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黄兴国
　　　　　　　　　　　　　　　　二○○九年九月十六日


　　　　　　 天津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开发
　　　　　　　　 企业发展和风险防控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市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开发企业行为，

防范和控制企业风险，提高投融资能力和建设开发能力，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和《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开
发的企业（以下简称城投企业）适用本规定。
　　前款所称城投企业主要包括：土地整理公司（中心）、投资
公司、建设开发公司、项目管理公司和各经济功能区基础设施投
资建设开发公司。
　　第三条 政府向城投企业出资的主要来源是政府用于城市基
础设施投资建设开发的预算支出、行政性收费、土地出让金和其
他现金、实物。
　　城投企业注册资本金可以一次增资，分3年缴付到位。
　　城投企业经批准可以作出债权人债权转股权等有利于稳健发
展和风险防控的出资安排。
　　第四条　城投企业从事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应当依法经营、突
出主业、合理融资、自求平衡，有效防范和控制企业风险，实现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城投企业应当增加现金流和净收益，提高间接融资能力，努
力发展直接融资，争取公司发行上市。
　　第五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各经济功能区管理委员会应当
加强对城投企业发展和风险防控工作的领导，根据城市基础设施
投资需要，对企业实收资本金、资产负债率、年收益率等资产质
量效益情况以及建设资金的"借、用、管、还"制定具体规范并监
督落实，以确保资金使用安全有效。
　　第六条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城投企业主管部门及其他
出资人，对城投企业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和出资人职责。
　　发展改革、财政、金融、审计、建设交通和水务等政府有关
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城投企业风险防控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城投企业应当接受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机构依法实
施的管理和监督，接受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监督，承担社会责
任，对出资人负责。
　　
　　　　　　 第二章　企业发展和内部风险防控
　　第八条　城投企业根据政府或者出资人授权，主要从事下列
活动：
　　（一）负责城市基础设施项目的资金筹措和相关债务的清偿；
　　（二）负责对政府下达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建设的
组织实施；
　　（三）负责相关城市基础设施资产的运营及城市综合开发;
　　（四）在授权范围内的企业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和保值增值；
　　（五）对所属全资或者控股子公司履行出资人职责；
　　（六）政府或者出资人授权的其他活动。
　　第九条　城投企业应当科学治理，依法运营，提高效益，防
范风险。以重大风险、重大事件和重要流程内部控制为重点，制
定涵盖各个环节的全流程控制措施，建立健全企业发展和风险防
控管理体系。
　　城投企业及其出资企业应当根据自身特点依法建立和完善内
部控制制度，并报出资人和相关监管部门备案。
　　第十条　城投企业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
（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依法履行职责，形成高效运
转、有效制衡的内部监管和约束机制。
　　第十一条　城投企业应当建立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制度，外
部董事、独立董事人数应当超过董事会全部成员的半数，以保证
董事会能够在重大决策、重大风险管理等方面独立判断和决策。
　　第十二条　城投企业应当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和内部审计制
度，加强对内部资金的管理使用、投资项目效益、融资项目风险
的审计，向出资人和监管部门提供真实、完整的信息。
　　第十三条　城投企业从事下列事项应当及时上报政府、主管
部门和出资人，并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企业章程的规定，履
行审批手续：
　 （一） 合并、分立、改制、上市、解散、申请破产；
　 （二） 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三） 发行债券；
　 （四） 重大投资；
　 （五） 转让重大财产；
　 （六） 大额捐赠；
　 （七） 向金融机构贷款或者向所属基础设施企业提供担保；
　 （八） 分配利润；
　 （九） 其他应当上报的重大事项。
　　前款各项中关于重大、大额的具体标准和数额按照国家和本
市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市级城投企业应当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各区
县人民政府应当设立一家土地整理公司（中心）、一家城投（集
团）公司。各经济功能区管理委员会应当设立一家城投（集团）
公司。
　　城投企业可以设立专业二级子公司，一般不得设立三级子公
司。有特殊情况、确需设立的,应当经出资人和主管部门批准。
　　城投企业未经批准，不得向其他企业出资。
　　第十五条　城投企业应当建立反舞弊制度，防止下列行为的
出现：
　 （一）未经授权或者采取其他不法方式侵占、挪用企业资产，

牟取不当利益；
　 （二）在财务会计报告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滥用职权；
　 （四）相关机构或者人员串通舞弊；
　 （五）其他舞弊行为。
　　
　　　　　　　 第三章　项目计划和资金来源
　　第十六条　城投企业投资的项目按其性质可以分为：非经营
性、准经营性和经营性项目。
　　非经营性项目是指用于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载体功能，
项目本身无法产生经营性收入，纳入市年度建设投资计划的基础
设施项目，主要包括城市路桥、河道改造、环境治理、大型引水
工程和城市绿化等项目。
　　准经营性项目是指具有较强的公益性，同时具有一定可经营
成分，而自身收入难以平衡投入的项目，主要包括地铁、城市综
合开发等项目。
　　经营性项目是指企业根据自身可持续发展和市场的需要自行
组织经营的与城市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包括高速公路等项目。

　　第十七条　非经营性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性资金，
实行专户管理、单独核算，不得交叉使用、挪作他用。实行政府
采购的非经营性项目，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当按照政府采购协
议，根据项目进度按期拨付采购资金。
　　准经营性项目建设资金应当通过项目自身收入、财政补贴或
者特许经营收入维持资金平衡。由建设交通和财政部门安排资金
来源，并按照建设投资计划和特许经营协议安排拨付资金。
　　经营性项目建设资金由城投企业自行筹措，并在有关部门批
准下达的建设投资计划或者年度经营计划内组织实施。
　　非经营性、准经营性和经营性项目建设资金应当独立核算，
不得交叉使用，挪作他用。
　　第十八条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实行项目计划和资金预算
管理。应当逐个项目分析和履行项目审批（或者核准、备案）、
环评、土地、资本金、担保、抵押、质押和还款来源等事项，使
项目具有投资建设开发和依法运营管理的条件。
　　发展改革、建设交通、财政、国有资产监管等部门根据政府
中长期项目规划、年度建设需要、财力供给等情况进行汇总、审
核，并组织专家进行科学论证，形成下一年度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和资金预算总计划，报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九条　城投企业根据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批准的项目计划，

编制项目年度融资计划和融资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十条　城投企业应当建立投融资平衡制度，每季度召开
投融资会议，对下一季度资金用款情况和资金来源情况进行分析，

落实融资任务，并向发展改革、财政部门和出资人报告融资计划

的执行情况。
　　城投企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向出
资人和发展改革、建设交通、财政、审计等部门报送项目年度财
务报告、单位年度财务报告和年度偿债计划落实情况报告，并依
法接受其监督。
　　
　　　　　　　　 第四章　项目建设和管理
　　第二十一条　城投企业从事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应当依法
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资本金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
同管理制。
　　城投企业应当通过招投标，选择专业化的项目管理单位和施
工企业负责项目建设实施。城投企业不得转包工程项目。城投企
业不得准许中标承包单位转包工程。
　　城投企业应当通过签订合同的方式，严格控制项目投资、质
量和工期。项目投资严重超概算的，城投企业及相关责任人员应
当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十二条　已建成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养护管理，
应当移交给由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确定的单位负责。
　　第二十三条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成运行后，发展改革、

建设交通、财政、国有资产监管等有关部门应当组织有关专家和

机构，对项目质量、投资效益、环境影响以及债务偿还能力等进

行评价。
　　第二十四条　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投企业使用财政资金的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审计监督，对城投企业审计中发现的问题，
及时提出整改意见。
　　对重大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审计部门应当进行跟踪审计。
　　第二十五条　发展改革和财政部门应当掌握城市基础设施投
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并会同有关部门对重大项目进行稽核检查，

实行全过程控制，防止因资金挪用导致债务风险的发生。
　　第二十六条　出资人应当加强对城投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
核工作，维护出资人权益，落实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并依据
经营业绩考核结果决定对城投企业负责人的奖惩。
　　
　　　　　　　　　　第五章　融资和偿债
　　第二十七条　城投企业应当创新投融资方式，拓宽投融资渠
道，做大资本金规模，增加现金流入。通过资本运作，盘活存量
资产，采取拟整理土地资产植入、土地出让金政府收益注资、区
域公益资产划转、资产回购、权益资本入账等方式，增加城投企
业的注册资本金，扩大企业资产规模，增强企业融资和偿债能力。
　　第二十八条　城投企业应当提高资产质量效益，防止负债率
升高和资不抵债。对资不抵债的城投企业，应当通过增加投资或
者转让股权以增资融资，处置不良资产以降低运营风险，偿还部
分债务以降低负债率，同时采取其他必要措施增资减债。
　　未经批准，政府有关部门不得为城投企业融资事项向金融机
构或者其他单位提供担保函、承诺函等信用保证。
　　未经批准，城投企业之间不得相互担保。
　　第二十九条　城投企业应当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和突发事
件应急处理机制，根据本行业的特点,建立风险评估和控制系统，

开发和运用量化的风险管理模型,对风险进行适时、审慎评价，对

可能发生的债务风险或者突发事件，制定应急预案、明确责任人

员、规范处置程序，防控债务风险，确保突发事件得到及时妥善

处理。
　　城投企业的债务规模一般不得超过可变现资产的规模。负债
率原则上不超过70%。一旦超过规定的警戒线,城投企业应当立即
向出资人和财政部门报告,并停止举借新的债务,采取措施将监测
指标降到警戒线以下。
　　第三十条　城投企业应当严格执行资金平衡计划，按期偿还
到期的债务，并根据债务规模设立一定比例的风险准备金，作为
偿债资金。
　　第三十一条 下列资金可以作为风险准备金的主要来源：
　 （一）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入使用后的收益;
　　（二）城投企业的自有资金、资产出让收入;
　 （三）经批准处置的国有资产收入;
　 （四）土地出让金政府净收益增值部分;
　 （五） 城投企业的其他收入。
　　 城投企业应当将风险准备金列入财务计划，专户核算、专
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
　　第三十二条　财政部门应当会同城投企业出资人和有关监管
部门建立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债务风险预警应急机制。科学设置债
务安全线和风险指标控制范围，按照风险等级采取相应应急措施。

具体办法按照本市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建立城投企业投资诚信制度,对于在城市基础
设施项目申报和建设过程中提供虚假信息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并公开披露,在一定时间内限制其投资建设
开发活动。
　　第三十四条　发展改革、财政、国有资产监管等有关部门在
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城投企业违反有关规定的，应当在各自职
责范围内，依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作出处理；认为需要追究相
关责任人责任的，可以向责任人主管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提出
建议；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行政机关违反本规定，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由
其上级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任
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其他政府性投资企业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2009年1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