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法理学理想的精神家园
——读周永坤著《论自由的法律》

高军
（江苏常州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常州 213001）


中国法学是近代以降西学东渐的产物，经晚清沈家本、伍庭芳及民国时期东吴、朝阳诸法律先贤筚路蓝缕，始初呈一派蔚然之气象，然终因历史变革之缘故而学脉中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阶级斗争为纲”笼罩下的法律彻底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甚至法学专业一度曾被取消，至于法理学更成了论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合理性的工具。改革开放后，法学界尤其法理学界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批判阶级斗争法学，破除“左”的法学教条主义，在废墟之上重建法学学科。作为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批法学家中的翘楚，周永坤教授秉承东吴法律传统，一直以无畏的理论勇气、犀利的批判精神、卓越的学术见地、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而特立独行于学界。最近，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永坤教授的《论自由的法律》，这是作者从事法理学研究二十多年的一个学术总结，她不同于一般的论文集，而是按照一定的中心予以组织，浑然自成体系的一部学术专著。
阅读这部著作，可以发现，这是一部见证改革开放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体现作者追求自由、平等与人的全面解放的学术心路历程的专著。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法理学研究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批判法理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
新中国的法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患上了严重的“从理论出发”的教条主义症，它使法学脱离了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轨道，而只知道从所谓的经典中机械地寻章摘句，最终沦为语录的拼凑和意识形态的打手。法理学研究要取得发展，必须全面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作者从投身法理学研究领域的那一天起，即对法律教条主义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批判。
首先，作者对作为教条主义法学重要基础的“经济决定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早在1987年，作者便写作《生活方式与法的关系》一文，对生活方式与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向作为教条主义法学基础之一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以生活方式对法律的作用来证明法律产生的基础是多元的。在另一篇《法律经济决定论评析》一文中，作者从正面对主流法理学基本假设提出质疑，批判了法律经济决定论，并着重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决定论纠偏的思想，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纠正了长期以来对马恩思想的误读，并指出经济决定论对立法、法律实施和对法学尤其是法理学的发展的负效应。《法学家与法律现代化》一文中，作者还批判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忽略了主体选择对法律发展的决定作用，指出，无论是内发型还是外发型法律现代化，法学家均起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
其次，作者与教条主义法学的另一个基础——“统治阶级意志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斗争。教条主义法理学关于“法律是什么”的理论核心判断是“统治阶级意志论”，它建立在国家本位、阶级本位之上，将法律当成一种国家、阶级现象，对法律的产生、体系、功能、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教条地从国家、阶级中求解答，这实际上隐含了一幅等级特权的法律理想，成为人的自由与解放的严重观念障碍。在《法律——理性和意志的复合体》一文中，作者从分析“法律是什么”这一古老的但却是法理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入手，对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法律理性论和法律意志论争论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从宏观上对理性论和意志论进行比较，批判了统治阶级意志论。同时，通过对马克思统治阶级意志论的剖析，指出马克思统治阶级意志论并没有完全抛弃理性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一方面讲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另一方面又说立法者“是表达法律而不是发明法律”，认为意志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通过以上论述，作者从根源上向实践中“新意志论”的理论基础提出挑战，进而认为法律是理性和意志的复合体。对于法律的理性和意志问题，必然涉及到法律强制性与正当性的关系的命题，在《论法律的强制性与正当性》一文中，作者运用历史的、逻辑的、价值的、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批判了法律强制论，强调指出，在法律强制性与正当性关系上，法律的正当性高于强制性，只有建立在正当性之上的强制才是法律的强制，否则便是赤裸裸的暴力，正当与否是法律与赤裸裸暴力的分野。
第三，作者还从规范学术批评的视角对法学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针对1990年代中期宪法和法理学界中奉教条主义为圭臬的某些人所掀起的，对不同于传统的学术观点施以政治棍棒的政治批判之风，作者发表《确立学术批评规范》、《坚持实践标准，进一步清除法律教条主义》等论文，提出法学研究中学术批评应当遵循科学的标准，以期推进正常的学术批评，阻止“文革”式批判的蔓延，同时，提出法理学研究必须坚持实践的标准。
二、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法学界刮起了一股势力强劲的法治“本土资源”风。法治“本土资源”说以美国学者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为立论基础，其提出迎合了当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受到官方的追捧，并在年青学子中颇有市场，对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观念的混乱。针对这种现象，在对传统法律文化作系统考察的基础上，作者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首先，作者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放到人类法律文化的背景下，从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的角度来认识。在《中国法律现代化与西方法律文化》一文中，作者回顾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历程，指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被动性、恐惧性；实用性、急功近利；重形式、轻精神；重国家，轻个人”等特点，认为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内在冲突。《国家与法律的关系——法文化解读》一文则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出发进行法文化的探讨，认为西方法律文化是社会主导型文化，其特点是法治和人权。而中国的法律文化从进入国家阶段以来就是国家主导型的文化，这一文化的鲜明特色就是人治与权力。在另一篇《超越自我——法律现代化与法文化转型》中，作者较早地运用了公私法文化的分类，指出西方法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复兴罗马法的旗号下的私法发展、形成私法精神并进而普及于公法、改造公法、最终形成私法文化的法文化类型嬗变的过程。指出中国发达的公法文化传统，分析了公法文化的现状，提出中国法律现代的目标是完备私法和公法私法化。
其次，作者还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法治社会构建的社会基础。1996年春，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目标，如何实现法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次年，作者发表《社会优位理念与法治国家》一文，认为法治国家的核心要求是国家权力运作的法律化，就是说，国家应当在社会所确立的法律之下。而国家优位理念是当代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障碍，实现法治首先必须确立社会优于国家的理念。针对中国法律国家主义观念盛行的状况，同年发表的《法律国家主义评析》一文从认识论和法律实践两个层面上剖析了法律国家主义的危害，指出其所奉行的国家神圣观念颠倒了人与人创造物的关系，使人成了自身创造物的附属品。提出塑造以社会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法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及法律行为模式的“法律社会主义”。
《吸收古代类法治文化，建设自由法治社会》一文是作者法律文化研究的总结之作。在该文中，针对“法治本土资源”说立论的“地方必知识”基础，作者认为，法治得以建立的前提是承认法治的普适性理念和制度，不承认普适性的价值和制度就谈不上法治。同时，作者认为正像一切理解都难免具有片面性一样，将中国社会看作人治社会，将西方主流社会看作法治社会也必然会遗漏掉许多重要的知识。因此，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类法治”的概念，指出中国古代人治社会中存在着某些零星的类似和接近于西方法治精神的文化。对于传统类法治文化的现代价值，作者认为，当代西方的问题主要是偏执于工具理性的“现代性问题”，因此，中国古代类法治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可以作为西方现代性问题的“缓解剂”，但也就是仅此而已。21世纪不可能是东方文化的世纪，21世纪的主流文化只能是西方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当然，这种文化又不是纯西方的，而是一种新的“世界文化”。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古代类法治文化给我们的智慧不仅在于其内容，更在于其遭遇，在于从类法治文化的消亡中体悟到太多的东西，所以应当对传统类法治文化加以改造以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所用。
三、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从法理角度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思路
与一些所谓的“关在书斋里，一个劲地抽烟猛想”的学者所不同的是，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从法理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探索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作者治学的一贯风格。
1.作者一直关注整体法律的良性运作。我国改革开放后变法过于频繁，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的随意很大，由于30多年的人治积习，加之改革开放本身是以“坏规矩”为特色，法律的难行便于改革开放同在，而公民守法状况则更是普遍堪忧。针对这种现象，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作者陆续发表《法的稳定性》、《守法论》、《法的实现相关要素分析》、《宏观调控的法治化》等论文，对整体法律的良性运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1999年，作者发表《法的安定》一文，在学术界比较早的提出了“法的安定”的概念，并全面地分析了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及要求。
2.作者高度关注司法实践，努力促进司法制度与司法理念的合理化，推进司法公正。在《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与法治的冲突》、《效力冲突与法律选择》、《法官查找法律的权力》等一系列论文中，作者提出在我国应当建立司法规范审查制度、赋予法官查找法律的权力等有价值的建议。作者还通过对婚内强奸案、组织“男男卖淫案”等具体案件的分析，澄清了司法实践中一些带有导向性的错误观念。而在《正义的成本与法治》、《定罪量刑不亦考量民愤》等论文中，作者指出正义的实现必须要考虑成本问题，以及民愤具有主观性、非理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如果以民愤这样的非理性的成份来左右司法，其结果不但破坏了法律，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降低了司法公正。另外，针对当前司法系统片面重视调解，甚至导致强制调解在司法实践中大行其道的现象，作者在《法治的纠纷解决机制》一文中指出，有利于自由的司法只能是法治的司法，人治的司法不可避免地影响人的自由，目前强化信访制度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制度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四、对法理学基本范畴及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法理学学科的真正独立，以及法理学研究水平的高低，都建立在科学的法理学基本范畴及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作者对这两个方面研究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作者对法理学基本范畴的研究代表了学术界最高的成就。长期以来，法理学基本范畴研究是我国法理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作者对法理学的一些基本范畴特别是对法律责任及诉权的研究，从理论深度上来看，迄今为止，均代表了法理学界的最高研究水平。
2.作者对法理学方法论研究予以了高度关注。在《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一文中，作者批判了传统法理学“统治工具论”中反价值基础，对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问题系统地作了历史的、实证的考察和疏理，从价值研究在法学史的存在与发展样态，理解负责任的法学应当是追求自由的法学。在《理论创新与结构重组》一文中，作者分析了中国法理学缺乏本土文化支撑、学术积累不厚且又缺乏反思精神，面对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与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其危机是显然的，作者将其形象地喻为“青春期危机”， 指出渡过危机必须实现“从‘规律学’到‘规则学’、调整同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解释性、证成性’法理学到‘解释性、评价性’法理学、从中国国家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从封闭的法理学到开放的法理学、从法学方法论到法律方法论、从一元法学到多元法学”等8个方面的变革。
结语：回归法理学理想的精神家园
长期以来，在唯科学主义的笼罩下，我国法理学以描述实在法即“法律是什么”、追求法律规律为目标，对应然法即“法律应当是什么”缺少应有的关注，这导致了法律理想的缺失。作者自从事法理学研究以来，始终为构建自由、平等的法理学而上下求索。在作者的上述研究中，均贯穿着自由、平等的学术追求。此外，作者还发表了一系列集中体现作者法理学价值追求的论文。在《法学的学科定位与法学方法》一文中，作者从人类知识体系定位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法学在学科体系分类中属于规范学科，它的目标是寻求达于善，即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所谓的规律。另外，作者还在《全球化与法学思维方式的革命》、《世界法与法的世界化》等论文中，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对中国法理学进行了研究，以期确立法理学自由、平等的价值定位。同样，也正是基于全球的视野，并基于从西方法律思想史角度的考察，作者在《法治是社会主义底线》一文中，探寻了法治的历史之源，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质上是法治的，提出法治是社会主义底线的正确论断。


本文已发表在《江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转引请注明出处,谢谢!

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


东莞市人民政府令



第87号



《东莞市重大危险源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予发布。



市 长　李毓全

二○○六年十月十三日



东莞市重大危险源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全市重大危险源监控、管理，有效防范重、特大事故的发生，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重大危险源的登记、检测、评价、监控、应急救援和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地或临时地生产、搬运、使用或者储存危险物品，且危险物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

本办法所称的重大危险源共分为：贮罐区（贮罐）；库区（库）；生产场所；压力管道；锅炉；压力容器；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非煤矿山、渡口、渡船可参照重大危险源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是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的责任主体，对相关的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负全面责任。

第五条 市、镇（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重大危险源的评估、评审、挂牌公示、监管、整改督办等相关制度，研究和解决重大危险源治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重大危险源的综合监督管理工作。

公安、经贸、交通、消防、质量技术监督等承担专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按照各自的分工对重大危险源实施监督管理；各行政主管部门对所属生产经营单位的重大危险源实施具体监督管理。

第六条 市、镇（街）财政部门应当加大安全生产投入，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等部门组织重大危险源评审、督办整改费用纳入财政预算，并检查监督生产经营单位危险源整改资金的落实情况。







第二章 重大危险源的登记、评估、公示



第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的重大危险源进行登记建档。重大危险源的登记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执行。

第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两年至少对本单位的重大危险源进行一次安全评估，并出具安全评估报告。

市、镇（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认为需要重点监控的重大危险源，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委托有法定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安全评估。

发生死亡事故的单位应在事故调查结束后立即进行安全评估。

第九条 安全评估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安全评估的主要依据；
（二）重大危险源基本情况；
（三）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与分析；
（四）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严重程度；
（五）重大危险源等级；
（六）安全对策措施；
（七）应急救援措施；
（八）评估结论与建议。
安全评估报告应当数据准确，内容完整，对策措施具体可行，结论客观公正。安全评估报告所依据的检测检验数据必须由有检测检验资质的机构提供。

市属以上生产经营单位须将安全评估报告直接报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备案；各镇（街）生产经营单位须将安全评估报告报送各镇（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安全评估的费用由被评估单位支付。

第十条 重大危险源在生产流程、材料、工艺、设备、防护措施和环境等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国家有关法规、标准发生变化时，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重大危险源重新进行安全评估，并及时报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第十一条 承担重大危险源检测检验的机构及安全评估的中介机构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并对其作出的检测检验和安全评估的结果负责。

第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接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评估或安全评价报告后，应立即进行初步审查，并在20个工作日内组织重大危险源评审小组进行审核鉴定。

重大危险源评审小组由安全评估专家组及有关专业人员组成，负责重大危险源的审查和核定工作。具体工作是：
（一）根据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组织和安排，对生产经营单位递交的安全评估报告进行审查；
（二）审查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评估报告时，认为有必要的，可赴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现场勘查和情况核实；
（三）对照国家和省的有关标准、规范和规定，核定被审查单位的重大危险源等级；
（四）出具《重大危险源鉴定意见书》；
评审小组的鉴定意见必须有审查人员签名，并对其科学性、可靠性负责。

第十三条 评审小组发现重大危险源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按本办法规定，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给生产经营单位挂上《重大危险源公示牌》，并通过新闻媒体予以公布，实行社会监督。

生产经营单位在重大危险源挂牌公示后，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完毕。

第十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公示重大危险源的内容包括：
（一）重大危险源单位；
（二）重大危险源的名称；
（三）重大危险源的主要危险因素；
（四）重大危险源的等级；
（五）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六）负责隐患整改督办的单位名称；


第三章 重大危险源的备案



第十五条 存在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每年3月31日前，将《重大危险源报表》报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对新产生的重大危险源，生产经营单位应及时报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对已消除重大危险源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及时报告核销。

《重大危险源报表》应包括生产经营单位基本情况，重大危险源的名称、类别、数量、等级、位置以及基本特征和周边环境基本状况等内容。

第十六条 各镇（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地区的重大危险源应做好备案工作，并及时将所属生产经营单位的重大危险源报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备案。

第十七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建立重大危险源档案，跟踪重大危险源监管及治理。



第四章 管理与监控



第十八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保证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与监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建立健全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制定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与监控的实施方案。

第二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使其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和在紧急情况下应当采取的应急措施。

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重大危险源现场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并加强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和有关设备、设施的安全管理。

第二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重大危险源的工艺参数、危险物质进行定期检测，对重要设备、设施进行经常性的检测、检验，并做好检测、检验纪录。

第二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状况进行定期检查，并建立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档案。

第二十四条 对存在事故隐患的重大危险源，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立即整改。若不能立即整改的，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防止事故发生，并及时报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重大危险源制定相应的应急救援预案，落实应急救援预案的各项措施，每年进行一次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重大危险源应急救援预案必须报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重大危险源应急救援预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应急救援机构及职责；
（二）危险辨识与评估；
（三）应急设备与设施；
（四）应急能力与应急资源配置；
（五）报警、通讯联络方式；
（六）事故应急程序与行动方案；
（七）保护措施；
（八）事故后的恢复；
（九）培训与演练。
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将重大危险源可能发生事故的后果及应急措施等信息以书面形式告知可能受影响的单位和人员。



第五章 检查监督



第二十八条 市、镇（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重大危险源信息管理系统，对重大危险源各类信息实施动态监督管理。发现重大危险源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挂上《重大危险源公示牌》。

第二十九条 市、镇（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要对存在事故隐患的重大危险源实行“挂牌督办、专人负责、限期整改”的制度，采取一盯一的措施，对每一个重大危险源设立一个监管小组，定人跟踪，定期检查，限期整改，把对重大危险源和重点防护单位的安全监管责任落实到人。

第三十条 在整改前或者整改中无法保证安全的，应当按照《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下达《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责令生产经营单位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难以立即整改的，应规定期限完成整改，并采取切实有效的防范、监控措施。

第三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完毕的，应填写《重大危险源监控报告》，报负责监督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第三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接到生产经营单位填报的《重大危险源监控报告》后，应组织审查小组进行审查验收。经审查认为该重大危险源监控措施能够落实的，应摘除公示牌。

第三十三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设立重大危险源举报电话。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生产经营单位重大危险源存在的事故隐患以及安全生产的违法行为，均有权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对群众举报未按规定进行管理的重大危险源，应派出人员前往审查核实，依法进行监管。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四条 对于积极举报重大危险源防止事故发生有功的人员，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具体奖励办法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会同市财政局制定实施。

第三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按规定管理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隐瞒不报或不采取措施，发生重特大事故、造成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对责任人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有关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人，对重大危险源的监控，未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履行职责，或有失职、渎职行为，导致本地区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对有关安全生产责任人，依据国务院《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和《广东省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规定》予以追究相应的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含义：

危险物品：一种物质或若干种物质的混合物，由于它的化学、物理或毒性特征，使其具有易导致火灾、爆炸或中毒的危险。通指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能够危及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物品。

临界量：指国家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的一种或一类特定危险物质的存量还不致于发生危险的最大数量。如果超过这个数量，就会发生重大事故，其设施就被定为重大危险源。

第三十九条 国家或省对重大危险源安全管理有新的规定或者新的标准，按其新规定或者新标准执行。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1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