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刑法第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
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一、 挪用公款的构成要件
根据刑法384条的规定，挪用公款的要件为：
　　一是犯罪客观为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也侵犯了国家的财经管理制度
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二是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擅自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行为。
三是挪用公款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
　　四是挪用公款罪在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挪用，目的在于非
法取得对公款的使用权。
　　上述挪用公款罪四个方面的构成要件，是认定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标准，也是区分挪用公
款罪与非罪的具体标准。
二、 挪用公款的具体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在认定是否构成挪用公款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重点问题：
　　一是正确认识行为人是否具备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资格。挪用公款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犯罪，如果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就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在这一问题上，刑法修订前，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包括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及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人员。刑法修订后，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和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不再是挪用公款的犯罪主体。如果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挪用本单位资金符合刑法第272
条规定的应以挪用本单位资金罪定罪处罚。
　　二是要正确判定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挪用公款罪主观方面是出于直接故意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违反财经纪律而挪用，目的在于非法取得对公款的使用权。过失不构成本罪，如行为人因工作疏忽大意，使公款被他人非法使用的，不能以挪用公款罪论处。国家工作人员因工作严重不负责任，导致公款被他人用于非法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以
玩忽职守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是要正确判断行为人挪用公款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如果行为人不是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而获得公款归个人使用，不能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
　　四是要注意区分挪用与借用公款的界限，二者的区别体现是：首先，挪用公款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而借用公款是行为人与单位之间发生的民事债权债务关系；其次，挪用公款罪一般是在单位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的，单位不知道公款的去向和用途，借用是按照规定和经单位负责人同意后暂借的，具有公开性；最后，挪用公款的行为多数没有手续和
借据，而借用公款一般是经过合法程序批准，有借款凭证，有的在帐面上有记载。
例如，我们在侦查南票站魏某挪用公款一案，严格把握刑法384条的实质要件，注意区别挪用与借用公款的关系的界限，经过初查去伪存真，用挪用公款四个构成要件，逐条分析、
研究、认定魏某挪用公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三、认定挪用公款罪存在的误区
　1、认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与贪污罪的主体完全相同。
　　挪用公款罪与贪污罪都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性犯罪，二者相比，通常认为它们的主体是一致的。但研究刑法第93、272、382、384条的规定，便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与贪污罪的主体不同在于贪污罪的主体范畴宽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范畴。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也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在这条规定中，第2款单列一款，与第一款是并列关系，即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并列关系，并不包含在国家工作人员之列。而刑法第384条规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并未包括此类人员。刑法第93条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做了具体规定，在这条规定中，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包括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从这3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挪用公款罪主体与贪污罪主体不同在于，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不包括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而贪污罪的主体却包括。2000年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挪用国有资金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对于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构成犯罪，应当依照挪用资金罪定罪处罚。这样进一步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挪用公款罪的主体与贪污
罪主体的不同。
　　2、认为股份制企业中的人员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应以是否为国有控股企业来认
定。
　　改革开放以后，所有制结构呈现多元化，随之而来企业性质也日趋复杂，对这些企业中人员挪用钱款的行为如何定性，实践中有多种主张，最常见的是以国有权是否占多数来划分，即国有控股的企业中人员有挪用行为的定挪用公款罪，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中人员有挪用行为的定挪用资金罪。这种划分似乎合理，但也有偏颇之处。股份制企业一经设立，便具有完全的、独立的性质，该性质不同于任何发起人或认股人，包括参股、认股、控股的国有公司、企业的性质。而公司的法人财产属于独立的法人财产，其性质也不同于任何出资者的财产性质。目前有关法律、法规还没有对此类犯罪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对这类行为，可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的规定来解决。此批复中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应定职务侵占罪。此批复虽未明确规定此类人员挪用钱款的行为如何定罪，但已明确规定此类人员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受委派者除外)，而挪用公款的主体却是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
便利将公司的钱款挪用给他人或自己使用时，不能以挪用公款罪来定罪。
3、认为承包国有企业的人员可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
　　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承包是企业改制的一种重要形式，承包的确给一些企业带来了效益，但同时带来了很多法律问题。对于承包者挪用企业钱款的行为如何定性，便成为其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企业承包一般分为二种：即风险承包和经营权型承包，风险承包是指无论是否有利润，承包人必须上交一定利润给发包方，如有剩余利润则归承包人，这种承包因企业财产的归属已事先划定；不论企业是否赢利，承包人都要上交一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承包人如将款借给他人应属其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如属经营权承包，且发包人是国有单位，则承包人是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因为承包既是一种委托关系，对于原来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因为承包国有单位，在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属于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前所述这类人员可以构成贪污罪的主体，但不可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故笔者认为承包国有企业人员有挪用公款行为的，无论是风险承包还是经营权承包，都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还有一种特殊身份的承包国有企业人员，即承包人在承包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有些人认为他们可以构成挪用公款罪的主体。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在于忽略了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中的必须利用职务便利的要件，挪用人除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外，在挪用公款时，必须利用了他从事公务的职务便利。因承包人进行了承包，在承包期间的挪用行为与原来的职务没有关系，即承包人挪用公款是利用承包的便利条件，而
不是利用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的职务便利，所以也不能构成挪用公款犯罪。




温XX等人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一、 案情介绍

　2006年8月11日，犯罪嫌疑人温XX伙同古XX等四人事前共同密谋抢劫事宜，之后由犯罪嫌疑人温XX物色好对象，在佛山市禅城区X酒店开到1020号房，古XX等三人则携带事先准备好的砍刀、透明胶纸等工具藏入1020房内的卫生间等候。当晚19时30分度，嫌疑人温XX按计划打电话给李XX，将其骗至X酒店1020号房内。此时，古XX等三人持砍刀等作案工具从卫生间冲出，对李XX进行恐吓、威胁抢得其身上的现金人民币6500元、港币1000元、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一张（被提取现金人民币1500元、消费3500元）。随后并抢得李XX一辆奥驰K21型面包车（价值人民币13000元）。犯罪嫌疑人温XX伙同古XX等人抢得李XX的奥驰K21型面包车后，威胁李XX汇入50000元才将车还给他，至13日上午，李XX按犯罪嫌疑人温XX等人指定的帐号存入现金人民币37500元。后面包车一直没有归还给李XX。

二、 分歧意见

在本案的定性上，存在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温XX等人构成抢劫罪与诈骗罪两罪。理由是：嫌疑人温XX等四人实施暴力当场抢走李XX身上现金、银行信用卡和一部面包车等财物。此行为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构成抢劫罪。而事后要李XX存入钱才将车还给他，是利用李XX急于将车拿回的心理，骗其存入37500元，此行为属诈骗，因此对非法占有的37500元应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对前后二种行为数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构成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两罪之间存在吸收关系，应以吸收犯的理论按抢劫罪处罚。理由是：犯罪嫌疑人温XX等四人在第一阶段采用暴力抢劫李XX的财物，构成抢劫罪；第二行为则是采用威胁的方法，胁迫李XX在第三天存入37500元到账上，则构成敲诈勒索罪。两罪之间存在主行为吸收从行为的吸收关系，按吸收犯“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第三种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温XX等四人在第一阶段实施暴力抢得李XX的财物，之后以赎回被抢的面包车为由要李XX存入钱，是第一阶段抢劫行为的延续，因此，本案应认定为抢劫罪。

三、 评析意见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犯罪嫌疑人温XX等四人在第三天要李XX将钱存入账上的第二行为如何判断。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犯罪嫌疑人温XX等四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虽然犯罪嫌疑人温XX等人以车还给为由骗李XX，要其汇入37500元。且在犯罪客观方面，温XX等人使用了隐瞒真相的手段蒙蔽被害人，使其产生错觉。但汇款不是出于李XX的自愿，而是在温XX等四人持刀具恐吓、威胁，被抢之后，无可奈何，希望钱到账后，被抢的面包车还能要回来。所以，此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诈骗罪。

其次，温XX等人的第二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本案应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或要挟的方法，逼迫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就范，将公私财物交由行为人或其指定的第三人控制或提供财产性利益。而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公私财物的所有人、管理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这两个罪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构成要件上二者之间存在很多交叉，在现实生活中不是很好区分。在主观方面，二者都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客观方面，二者都是使用“威胁”的方法，迫使被害人交出财物。但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威胁的内容和形式不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既可以当场威胁，也可以通过书信、电话、甚至第三者进行威胁；抢劫罪的“威胁”只能当场进行，并且威胁的内容具有现实性，即如果不满足行为人的要求，威胁内容（暴力）就当场实现；而敲诈勒索罪的“威胁”一般表现为如果不满足行为人的要求，威胁的内容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实现或者当场实现非暴力的恶害；抢劫罪只能当场取得财物，敲诈勒索罪既可以当场取得财物，也可以事后取得财物；抢劫罪一般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通过对被害人实行“人身强制”来实现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而敲诈勒索罪一般是对被害人实施“精神强制”，使其产生害怕和恐惧心理来达到犯罪目的；抢劫不要求数额较大就构成犯罪，而敲诈勒索必须达到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

就本案而言，犯罪嫌疑人温XX等人在前期经过事前密谋，由温XX物色对象，以卖淫为由招来受害人李XX后，古XX等三人持刀具等凶器当场采取暴力胁迫手段，当场获取财物，实施的是抢劫行为，完全符合抢劫犯罪的犯罪特征，是典型的抢劫犯罪。在第二行为中，温XX等人在劫持了李XX的一部面包车，叫李XX汇入50000元后，才将面包车交还给他。李XX在发案后第三天，将37500元汇入温XX指定的帐号。从形式上看，好像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但是，从本案案发当时的具体情境来分析不难看出，本案更加符合抢劫罪的构成特征：

（一）、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上看，温XX等人抢劫李XX50000元的犯意明显。温XX等人在第一阶段实施暴力抢劫受害人李XX身上的所有财物包括面包车后，明确表示没有达到目的，要李XX交出50000元了事，因当时李XX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因此，温XX等人有了利用劫持的面包车再来套取李XX50000元现金，并将车和钱全部吞掉的明显犯意，在主观上完全具备抢劫的故意。

（二）、从受害人当时的处境看，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当场实施了人身强制和暴力胁迫的手段。60多岁的李XX面对三个手持刀具、穷凶恶极的犯罪嫌疑人，心怀恐惧。当时嫌疑人方拿着刀具对被害人实行了人身恐吓、威胁，使被害人感到害怕，不答应对方条件，可能会招致恐吓、威胁的内容当场实现，所以不得不答应对方要求。而且被害人的面包车已被嫌疑人实际抢劫占有，脱离了受害人的控制，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当场实行了“人身强制”而不是“精神强制”来实现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

（三）、从犯罪结果看，温XX等人第一阶段行为和第二行为不存在吸收关系，第二行为是第一阶段行为的延续。温XX等人在前一阶段当场实施抢劫取得财物，但其并不满足，四人商量时明确表示还要李XX拿50000元现金赎回被抢的面包车。温XX等人的第二行为即迫使李XX汇款并最终获取37500元的犯罪行为，只是第一阶段行为即抢劫行为的后续，两个行为虽时间持续较长，空间具有变动性，但是密不可分，第一阶段行为是第二行为的充分条件，后者是前者的延续，但并不是前者发展的自然结局，李XX汇入钱后，温XX也并没有把面包车归还给李XX。因此，两个行为之间是一个连贯的犯罪行为，而不是犯罪行为的转化，不存在主行为和从行为的区分，不存在刑法上的吸收关系，不能单独对第二行为以敲诈勒索罪定罪。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案温XX等四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采用暴力、胁迫的手段抢劫他人财物，应定抢劫罪为宜。











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