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奎案，一个不公正的司法判决

尹振国
2009年5月16日，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村民李昌奎遇到受害人王家飞(殁年18岁)及其弟王家红(殁年3岁)，李昌奎以两家的纠纷为由同王家飞发生争吵抓打，抓打过程中李昌奎将王家飞裤裆撕烂，并在王家厨房门口将王掐晕后实施强奸。王家飞在遭到李昌奎的强暴后被其使用锄头敲打致死，并随后被拖至内屋，懵然不懂年仅三岁的王家红被李昌奎倒提摔死在铁门门方，并随后将姐弟二人用绳子把脖子勒紧，李昌奎在制造血案之后逃离现场。经鉴定王家飞、王家红均系颅内损伤伴机械性窒息死亡。李昌奎在出逃4天后投案自首。受害人家属称，李昌奎的家属虽经乡村两级干部多次做工作，但始终以各种理由借口不拿钱对受害人予以安葬，最终由茂租乡及鹦哥村社会矛盾调处中心、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责令公开变卖相关物品，受害者家属才得到21838元安葬费。
2010年7月15日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5.16”案强奸杀人案犯罪嫌疑人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昌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家属王廷礼、陈礼金经济损失3万元。
2011年3月4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量刑失重。李昌奎在犯案后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受害人家属经济损失。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李昌奎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两份不同判决书，一字之差的“免死牌”，死缓的终审判决结果，顿时在家属之间引起轩然大波，目前受害人家属已经向相关部门正式提出不服判决，要求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撤销终审判决，依法再审判处执行李昌奎死刑的申请。
此案经媒体报道，民众哗然。
与此前轰动全国的药家鑫案相比，本案罪犯李昌奎的罪行比药家鑫大得多，前者强奸一人、杀害两人，后者杀害一人，同样有自首情节，前者是潜逃数天后，走投无路而自首，后者是在父母陪同下自首，前者被判死缓，而后者被判死刑（已被执行死刑）。药家鑫若泉下有知，肯定会大呼不公、大呼冤枉。
罪行（包括法益侵害性和人身危险性）是量刑的唯一因素，同一国家，不同法院，何以轻罪重罚，重罪轻罚？何以司法尺度不统一？
“法外无罪，法外无刑”，定罪量刑的唯一依据就是刑法。现行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纵观此案，本案罪犯李昌奎犯罪手段特别凶残、连杀两人，连年仅3岁的小孩也不放过，其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人身危险性极大。在死刑还没有在我国被废止之前，犯此种罪行的人不被判处死刑，何人能被判死刑？此可忍，孰不可忍？
云南省高院改判死缓的理由是含糊的“量刑过重”，其改判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六十七条。但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22日发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虽然具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但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犯罪后果特别严重、被告人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或者在犯罪前即为规避法律、逃避处罚而准备自首、立功的，可以不从宽处罚。从本案的案情看，犯罪李昌奎罪行特别严重，人身危险性极大，虽然具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应从宽处罚。法院量刑应当轻罪轻罚，重罪重罚，罚当其罪，否则，就会失之公正。
刑法的任务是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犯罪特别是严重的暴力犯罪是对法益的严重侵犯，是依法应当处以刑罚的行为。刑法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权不仅包括保护犯罪人的人权，还包括保护被害人的人权。一个不公正的刑事司法判决，不仅是对司法权威的严重损害，而且是对被害人人权的严重侵犯。如果为了保护所谓的犯罪人的“人权”，罔顾社会法益的保护，罔顾被害人权益的保护，那是司法的悲哀，社会的悲剧。
设立自首制度的初衷是鼓励犯罪分子积极投案，提高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及时侦破各类刑事案件，从而节约司法资源，对各类犯罪都具有普遍适用意义，是我国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量刑方面的具体体现。但自首制度却有漏洞，很多罪行极其严重的罪犯借此逃脱应有的惩罚。与鼓励犯罪分子积极投案、节约司法资源的价值相比，做到罚当其罪，实现公平正义，维护法律权威则更有意义。提高侦查水平和技术，对确有悔改表现，罪行非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依法从轻、减轻，则能达到自首制度设立的功效。
无论从法理，还是情理来看，云南省高院的改判理由都是不成立的，对此案的终审判决是一个不公正的判决！
法官最重要的品行是讲良心，我们不知道云南省高院的法官和审委会委员有没有扪心自问——这个判决是公正的吗？我有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判案？
动物学家研究表明，猴子有很强的公正感，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它们就会发泄情绪。猴子如此，人更如此。公正是人的需要和追求。一个普通民众都感到不公正的判决肯定是违背常识常情常理的判决。
公正是法律的灵魂，法律失去公正，则是僵死的躯壳，是暴政的帮凶。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不公正的立法危害更烈，后者只不过是弄脏了水流，前者则是污染了水源。”
依法该死的不死，司法谈何公正？？
法律必须以常识常理常情为基础，必须有广泛的民意基础。民意汹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正确的态度是了解民意，正确引导舆论，集中民智。
“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受民众监督的司法权会导致滥用，制造暴政。终审判决后，民众对判决的议论没有干扰法官的审判，不是民粹主义，不是“媒体审判”，不是舆论影响司法，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具体表现。
与立法权、行政权相比，司法权是弱小的。司法权如果没有民众的支持和理解，恐怕会更加弱小。司法权弱小，法院、法官的地位恐怕仍然低下。
一个不公正的司法毁掉的不仅是一个法院、以为法官，而且是法律的权威，民众对法治的信心。
我国的司法有显著的大陆法系特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是法律的守夜人，法官只有依法审判的自由，没有造法的自由。任何超越法律的自由都是不能容忍的，超越法律作出的判决必定是非法的。
法，平如水。律，一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不能为特殊者弯曲。在法律面前，药家鑫和李昌奎应该平等！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有法制并不一定有法治。法治是良法之治，良法得不到执行，就会成为废纸一张。在法治建设初级阶段，法律规定得不到落实，因人废法，因事废法，因言废法，法治社会只能是镜花水月。
死刑存废从来都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一些国家在废止死刑后又恢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死刑不能遏制严重犯罪。死刑在人类社会产生之时就已经存在了。中国的“杀人偿命”的死刑观念是朴素的价值观，有着深厚的人性基础，不可忽视。死刑存废，学者分两派，观点鲜明，谁也说服不了谁。死刑不仅仅是各法律问题，其必须从历史、宗教、国民意识等角度来考察。从现实从发，中国现阶段保留死刑，但限制死刑适用。如果死刑不适用诸如李昌奎这样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还能适用于谁？死刑存在还有什么意义？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以人为本从来不是抽象的，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和谐社会是对个体生命、权利的尊重。以建构和谐社会之名，以曲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名，行损害弱者权益、被害者利益之实，无论如何都不可原谅。
不管你喜不喜欢，死刑条款，它都规定在那里。主张现在废止死刑的是那些没有受过犯罪侵害的人，不了解受害人的痛苦，站着说话……
是否判死刑和是否废止死刑，不是同一个问题。在死刑存在之时，在案件发生之时，请讨论是否判死刑。
康德认为，从人类伦理道德的理念出发，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刑法就是对犯罪人恶行的报应。因此，他明确指出：对犯罪人的报复必定是无条件的：“即使市民社会在其成员的同意之下将要解体……在监狱中找到的最后一位谋杀者必须先予以处决，以便使每个人依其行为得到应得的报偿。黑格尔认为，犯罪是伐的否定，刑罚通过再次否定犯罪而恢复法和正义。
正义是每个人得到他（她）所应当得到的。一个公正的司法判决必须以实现正义为前提，让作恶之人得到他（她）应得的报应，让受害之人得到补偿。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是千古不变的正义律，不必用繁复的法律条文、深邃的法理来装饰。
关于刑罚的本质一般有两种学说，报应刑论和教育刑论。报应刑论以实现公正为使命，教育刑论以实现社会的功利为目的。教育刑论的作用不如学校教育。从刑罚设立的目的和功能来看，报应刑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惩罚和教育，惩罚才是主要的。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惩办与宽大刑事政策是一脉相承的，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少杀，慎杀，不是不杀。对极其严重的暴力犯罪，要依法适用死刑。贯彻刑事政策，要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不能突破原则、跨越底线一味宽容。
东郭先生的仁慈导致的后果只不过是被狼吃掉而已，而云南省高院的仁慈导致的恶果远不止于此。
实现正义，哪怕天塌下来！这是司法的责任和义务。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渝办发〔2010〕247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重庆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

交易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合理配置环境资源，推进主要污染物减排，稳步改善环境质量，规范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试点，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主要污染物是指国家在现阶段实施排放总量控制的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两项主要污染物；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也可以根据区域、流域环境质量状况，将达不到环境质量标准的污染物确定为该区域、该流域的主要污染物。

所称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以下简称排污权）是指在许可核定的排污指标数量内，排污单位按照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向环境直接或者间接排放主要污染物的权利。

所称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以下简称排污权交易）是指在满足环境质量要求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排污单位在交易机构对依法取得的主要污染物年度许可排污指标进行公开买卖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排污权交易及其管理活动。

第四条 排污权交易坚持公平、公开和有利于环境资源优化配置、环境质量逐步改善的原则，采取政府指导下的市场化运作方式。

第五条 通过交易获得排污权的排污单位，不免除环境保护的其他法定义务。



第二章 交易主体及条件



第六条 排污权交易的主体为转让方和需求方。

转让方是指合法拥有可供交易的排污权的单位。

需求方是指因实施工业建设项目需要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排污单位。凡新建、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的工业建设项目，需新增主要污染物排放的，应通过排污权交易取得排污指标。

排污权以排污指标交易。新增1吨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需相应购买1个排污指标；转让1个排污指标，须相应削减1吨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第七条 转让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通过排污权交易转让排污指标：

（一）已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通过实施技术改造（包括迁建、调整产品结构）、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污染治理等措施腾出排污指标余量的；

（二）已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因转产、破产或其他原因自行关闭腾出排污指标的；

（三）市和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从集中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以及依法取缔、关闭污染企业中取得主要污染物削减量的；

（四）通过其他方式依法取得排污权未使用的。

第八条 排污单位拥有的可供交易的排污指标，应到排污权交易管理机构登记备案，其登记备案的排污指标既可申请进行转让，也可作为其新建、扩建、改建项目所需新增排污指标的备用指标，或者作为排污权转让的储备指标。

市和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从集中建设污水处理设施以及依法取缔、关闭污染企业中取得的主要污染物削减量，分别由市和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进行储备或者通过排污权交易机构进行转让。

《重庆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储备管理办法》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九条 需求方排污指标购买量，根据环境影响评价的预测量确定。

新建项目排污指标购买后，在进行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时，实际排放量大于环境影响评价预测购买量的，其不足部分需重新购买；实际排放量小于环境影响评价预测购买量的，其多余部分可以转让。

新建项目购买排污指标后，闲置期不得超过5年。超过5年的，由市、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收回。

第十条 排污单位通过排污权交易转让排污指标，或者到排污权交易管理机构登记备案作为排污权转让的储备指标后，应根据有关规定按照实际排污状况申领排污许可证并缴纳排污费。

第十一条 在水环境质量化学需氧量不达标的流域或者大气环境质量二氧化硫指标不达标的区域内，需求方只能在本流域或本区域内购买化学需氧量或者二氧化硫排污指标。

主城九区（含北部新区）范围内，一律不得购入二氧化硫排污指标；拥有二氧化硫排污指标的转让方，只能向主城九区（含北部新区）以外的二氧化硫达标地区转让。

第十二条 排污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整治完成前不得进行排污权交易：

（一）被列为环保信用不良的；

（二）被实施环保挂牌督办的；

（三）污染源限期治理期间的；

（四）被区域限批的；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进行交易的。



第三章 交易方式及程序



第十三条 排污权交易一般采取挂牌转让方式，特殊情况也可进行协商转让。

在同一区县（自治县）同一流域、区域进行交易，且只有一个符合条件的购买意向需求方，双方可进行协商转让。

第十四条 排污权交易必须在政府确定的排污权交易机构内进行，严禁场外交易。

第十五条 排污权交易程序包括申报、审核、交易、变更。

第十六条 交易主体进行排污权交易，须分别向市和区县（自治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并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进行。

需求方属于国家及市级审批的工业建设项目的排污权交易，应向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并经审核同意；其余项目排污权交易应向区县（自治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并经审核同意。

转让方可转让的排污指标，须按《排污许可证》管理权限，分别向市和区县（自治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并经审核同意。其中，市和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集中建设服务范围跨区县（自治县）的污水处理设施取得的主要污染物削减量，其转让须向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并经审核同意。

凡是经区县（自治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核需转让排污指标的，须经市排污权交易管理机构确认后方能转让。

第十七条 转让方拟转让排污指标，应在完成相关环保验收或转产、破产、关闭后进行排污权交易申报，并提交企业基本情况、生产状况、《排污许可证》以及能够证明主要污染物削减量的相关资料。

需求方拟购买排污指标，应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过程中进行排污权交易申报，并提交企业基本情况、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其他有关总量指标需求分析的材料。

第十八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受理交易主体的交易申报后，应及时对交易资格主体的合法性、交易量的真实性等进行审核，并出具排污权交易审核意见书。《重庆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审核办法》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十九条 交易主体凭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审核意见书，向排污权交易机构提交交易委托申请，由排污权交易机构组织交易。

需求方向排污权交易机构进行委托申请时，按基准价购买全部需求数量所需金额的10%―15%缴纳交易保证金。

排污权交易机构应当按照相应程序和规范，建立电子交易系统，根据转让标的情况，采取电子竞价等方式组织交易。

交易双方根据交易结果，在排污权交易机构的组织下，签订《重庆市排污权交易合同》。交易完成后，排污权交易机构应及时向交易双方出具排污权交易凭证。

《重庆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规则及程序规定》由排污权交易机构另行制定。

第二十条 转让方根据排污权交易机构出具的排污权交易凭证到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需求方根据排污权交易凭证及有关材料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手续；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手续。



第四章 交易管理及职责



第二十一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排污权交易的指导、监督与管理。

重庆市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管理中心受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对全市排污权交易进行监督管理。负责排放总量的技术核算，排污许可的技术支撑；负责对应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受理的排污交易进行技术审核；负责交易过程的监督，对区县（自治县）受理的排污权交易进行核查；负责排污权的储备管理；负责统筹全市排污权交易，并代表市政府参加相关排污权交易活动。

区县（自治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其行政区域内排污权交易的监督与管理；负责应由本区县（自治县）受理的排污交易的技术审核；负责本区县（自治县）排污权的储备管理，并代表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参加相关排污权交易活动。

第二十二条 排污权交易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制定完善交易程序规定，为排污权交易提供场所、设施、信息等服务，按照相应规范组织交易。

第二十三条 排污权交易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下的市场调节机制。交易成交价格不得低于交易基准价。

排污权交易基准价由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物价、财政部门根据污染物治理的社会平均成本，兼顾环境资源稀缺程度、交易市场活跃程度等影响因素定期组织测算并公布。

第二十四条 排污单位通过排污权交易转让排污指标所得收益归排污单位所有，可专项用于实施技术改造、清洁生产、循环利用、污染治理等，也可用于自行关闭企业处理遗留问题。

市和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指定的机构转让从集中建设污水处理设施或者依法取缔、关闭污染企业中取得的主要污染物削减量，以及转让通过其他方式依法取得的排污指标，其所得收益按照转让方隶属关系纳入同级财政，作为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管理，主要用于排污权收购及环境质量改善、生态保护、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五条 排污权交易过程中的交易服务费，由排污权交易机构按照市物价、财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标准据实收取。

排污权交易过程中，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排污权交易管理机构不得收取任何费用。

第二十六条 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发生纠纷，可以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调解；也可以依据合同约定，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七条 交易方在交易中存在提供虚假数据、违反交易程序等行为的，由负责监督管理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撤销其排污权交易确认手续及《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

交易方如超出交易后核定的主要污染物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负责核发其《排污许可证》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采取限产、停产等措施，并依法予以处罚；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国家对排污权使用及交易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