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措施和影响/刘成江
时间:2024-07-21 21:58:37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8625
阐述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措施和影响
刘成江
孝文帝拓跋宏，显祖拓跋弘长子。自幼接受儒学教育，造诣颇深。孝文帝看到北魏“兴自北土，徙居平成，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他梦寐以求“光宅中原” ，把北魏建成政通人和、民富国强，声威教化覆盖南北的大一统国家，以身成就北魏作为华夏正统王朝的千秋伟业。太和时期，大批智能之士绸缪帷幄，任寄为重，辅助他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法制改革，显著改善了北魏前期法律制度野蛮暴虐的旧貌。孝文帝法制改革创立的某些制度，也被后律吸收，影响贯逾千年。
一、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措施
1．“营国之本，礼教为先”礼教是经制的核心和主体，囊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切行为准则。礼教又是封建社会道德伦理之所在，无“礼”是为无“理”或无德。孝文帝深谙天下已定，备礼化民为治术之尚。他主动调整统治政策，高倡“营国之本，礼教为先 ”，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明礼仪、定制度、移风易俗运动，为“开导兆人，致之礼数”服务 。
太和时期，北魏仿周礼重制祭祀之礼，造名堂、营太庙，反复争论推敲祭礼的各种细节，有意识地强调祭祀之礼作为宗族结合精神支柱的特征，发覆了孝道之义 。孝文帝还在朝堂亲讲丧服，开自古未有天子讲丧礼之先例 。服制拘天下胡汉臣民于伦常，服丧违制即构成犯罪行为。朝廷三番五次奖励表彰孝悌，宣扬尊老养老，千方百计强化人们对礼德的认同感。太和七年下诏，同姓之间不得婚娶，“有犯以不道论 ”。仿古重定婚礼，著之律令，“犯者以违制论 ”，北朝自此首创了婚律。太和十一年，复“乡饮酒”。诏曰：“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岁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 。” 此时，德政礼治不再停留于魏初的泛泛而提，已作为改革的理论根据，也成为法制的规矩绳墨。
2．礼入于法，创制阐礼，礼是儒家处理家庭宗法关系的准则，孝文帝以律阐礼，使之具有强制性约束力。
（1）加重对不孝罪的惩罚。孝文帝之前，由于北魏还保留部落习惯法的因素，没有把家庭伦理关系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所以北魏的法律对于不孝罪处罚较轻。到了孝文帝时期，为了稳固家庭关系，他加重了对不孝罪的处罚，他认为：“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罪止髡刑。于理未衷，可更详改 。” 孝文帝的这一改革，表明汉族儒家的伦理思想对北魏统治者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时期，“不孝罪”的外延有所扩大，居父母丧而冒哀求仕，也要处以刑罚。延昌二年（公元513年），偏将军乙飞虎就因“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依律处刑五岁” 。这些为以后不孝作为“重罪十条”以及“十恶”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2）创立了存留养亲制度。孝文帝时期规定：“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 。”存留养亲制度是中华法系很有特色的制度，即犯有死罪的人，在其尊亲属尚在又无人供养时，允许该人奉养至其尊亲属死亡，然后再执行刑罚。存留养亲制度的立法意图在于契合礼“老有所养，终有所送”的孝亲意蕴，既不否定罪犯罪责，而又体恤犯亲缺侍，情理相顾，占足新意，宣扬皇恩浩荡，深合礼为法鹄之旨。经过后世细致补充，更加完备，垂用千载。
3．刑罚轻简，以求宽仁
北魏前期尚武君主倾心重法任刑，故而轻刑窒碍，刑酷难改。孝文帝则把刑罚目的由“以刑刑民”转向“以刑禁民”，把用刑“参详旧典，务从宽仁”作为法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北魏法制自此由严酷向宽缓转折。
（1）罢门房之诛。北魏世祖时期的汉族地主崔浩因国书被诛案牵连到五个大家族，对汉族地主阶级的震动比较大。孝文帝即位后，为了加强统治，需要不断与汉族地主融合，消除汉族地主对其的戒备心理；同时他也认识到一味残暴地杀戮只能激起人民的反抗和国人的不耻；而且一人犯罪牵连他人“违失《周书》父子异类” 。所以他于“延兴四年六月诏曰：‘……下民凶戾，不顾亲戚，一人为恶，殃及合门。朕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已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已 。’” 北魏特有的门房之诛终于被废除了，从此在北朝的史籍记载上，门诛虽还偶尔出现，但已不是法内常刑。“夷五族，夷三族之刑，从此绝迹了 。”
（2）流刑列入五刑系列。汉文景二帝废除肉刑，本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刑罚文明化，但是又产生了“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的弊病 。因此，自汉止晋，一直存在着肉刑存废之争。事实上，肉刑也并未被彻底废除，至南北朝时期，宫刑仍有适用，甚至作为替代死刑的一种刑罚，试图解决刑太重导致的社会矛盾。北魏建立后，将鲜卑用刑习惯加以扩大汨扬，用流刑处置入死为重而入徒尤轻的犯罪，自此，其作为生死刑之间的中间刑的优越性日渐突出，地位遂冉冉上升。但此时，流刑非正刑，虽有适用但不普遍。太和十一年孝文帝审改有关死刑律条 ，大批死罪降减为流。太和十六年修刑律，孝文帝亲定徒刑流刑的适用范围，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从此，以死、流、徒、鞭、杖为内容的封建五刑体系得以确立，并经后世发展完善，影响愈千年。流刑列入主刑体系，有利于严格地衡量犯罪地轻重差异，克服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轻度犯罪重刑化，罪刑严重失衡的现象，可从刑罚体系的改造上保证缩小死刑的适用，遏制肉刑的恶性发展，不失为封建刑罚体系发展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重大举措。
（3）废除裸体而斩的规定。长期以来，北魏在行斩之时，犯人要上身裸露，虽有“入死者绞”的规定，但是斩刑依然是常用的刑罚。孝文帝认为：“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绝其命不在裸形。”并下诏：“民由化穆，非严刑所制。防之虽峻，陷者弥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斩刑，去衣裸体，男女亵见。岂齐之以法，示之以礼者也。今具为之制 。” 这样，受戮者免受裸骸之耻，同时不污风化。
二、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影响
孝文帝的法制改革继承了以德治化民功能为底蕴的儒术传统，改造总结北魏前期法制，同时为北魏后期以及北齐、北周的法制建设规定了方向。北朝封建法制儒家化运动遵循着太和改革的思路，走向深入和全面。可以说，太和年间的改革对北朝法制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
1．孝文帝法制改革为北朝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孝文帝法制改革时期，北魏增廓辟壤已定，地方豪族分权转向中央集权，农业经济日益排挤游牧经济，世代徙移的游牧诸族逐步被纳入封建农业文明轨道，北魏已由“骑马民族国家转型为农耕民族国家 ”。诸胡面临重建统一价值观的转换期，孝文帝按照周礼“以教典扰万民，以礼典谐万民，以刑典纠万民”的理论框架进行法制改革，为北朝社会向封建化演进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评判标准，为南北朝统一做了意识形态准备。
隆礼重道在北朝社会确立了封建意识形态，是推动北朝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其影响很快就显现出来。由于南北朝具有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南人也不由地欣叹“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 ”，时日已久，终于使“南方不再目北朝为种族、经济、文化全然不同之集团 ”。封建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此获得了真正扎实的基础。
2．孝文帝法制改革推动了北朝社会进步，太和时期的法制改革为北朝社会的封建化提供了秩序保障，而且由于它积极地参与了北朝社会的封建化进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改革中建立了包括司法系统这类主要的国家机构封建化的政治制度，实体法的主要领域也得到了改造。不仅是“教随时设”，立法灵活变通；禁止律外用刑，考核法司严格；而且用刑“务从宽仁”，改“以刑刑民”的重恐吓为“以刑禁民”兼重教化；控制死刑的适用，改造缘坐刑，减死增流等措施都体现了在儒家刑罚观指导下，封建刑法向“罪刑相当”法理靠近。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社会稳定发展，有不可否认的进步性。
3．孝文帝法制改革规定了北朝法制的发展方向，太和年间的法制改革，无不体现了隆礼仪、重教化、慎刑罚三环紧扣的总方针，儒家德刑相济、礼本刑用的理论被付诸实行，这不仅是对北魏建国百年法制加以反思和总结的结果，也为北魏后期以及北齐，北周的法制建设规定了方向，北朝法律从内容、结构、精神方面提高了礼法结合的层次，北朝法律制度的格局和风貌自此基本确定。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韩国“法官海外研修制度”修订动向概述
杜相希
引言：韩国法律新闻网2009年8月18日反映，2009年7月24日，韩国大法院公布了《法官海外研修制度改善方案》。该方案从2011年海外研修选拔程序开始启用。新方案主要内容是把现行6个月的海外研修期限延长为10个月或1年，同时加强对研修法官的监督和管理。
一、韩国法官海外研修制度概况
韩国法官海外培训制度是指韩国大法院所实施的法官海外培训计划。该计划有助于法官获得更先进的工作技巧、工作专门技术和工作动机以及有利于专业人才人力资源的体系化发展。这种培训计划也同时对先进的司法制度和其他国家的运作方法予以学习，以有助于建立一个与全球化趋势和飞速变化相一致的更高效更优化的法律体制。
法官海外培训可作如下分类：
1、长期培训项目
通过大法院的赞助和推荐，项目的参与者在大学、教育机构或位于海外的研究中心中接受培训或从事研究。培训期是六个月到一年。这个项目从1982 年开始实施。海外研究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日本、中国和加拿大等不同国家实施。
2、专门主题培训项目
这个项目的参与者在特定主题上参与深入的培训。参与者也必须完成要求的任务。培训期是两到三个月。通常研究主题从大法院认为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那些主题中选取。
3、国际化培训项目
这个项目的目的在于促进与当前日益扩张和加速发展的全球环境也就是司法环境的新发展观念和活力相适应的多元文化和不同体制的理解。这个项目的培训期大约为两周。
二、法官海外研修制度修订背景
韩国法官海外研修制度属于韩国法官的福祉制度范畴。通常需要经过考试和激烈选拔竞争才能获得赴国外大学等机构进行访问或研修机会。2006年之前期限为1年，落选法官因未能获得海外研修机会而对此期限表示不满。他们指出由于竞争愈益激烈，导致法院审判业务受到影响，并由此主张“所有法官均可进行海外研修”，“每名法官均应获得一次研修机会”。韩大法院于2006年采纳了上述主张，并将原1年期间的研修过程缩减为6个月。
据此，所有法官只要申请均可获得6个月期间的海外研修机会。但随着完成海外研修课程的法官的数量增加，短期研修课程的低效用性费用浪费等问题开始日益凸显。海外研修课程期间太短而对外语能力的提升没有实质性帮助。因此又有主张呼吁希望能把海外研修课程期间重新确定为1年。2009年7月24日，韩国大法院公布了《法官海外研修制度改善方案》。
三、法官海外研修制度修订内容
1、调整海外研修制度的宗旨
《法官海外研修制度改善方案》在宗旨方面作出重大调整，即由此前的“增进法官的福祉”调整为“强化研究力量的培育和研究成果的达成”。预计大法院将强化其在课题确定方面的指导作用以实现海外研修制度的宗旨的实现。
2、延长海外研修课程期间
《法官海外研修制度改善方案》把6个月的访问课程研修期间延长至10个月或1年，并新设“一年以上研修制度”即非英语国家海外研修课程期限可延长至1年6个月。
根据此次公布的《法官海外研修制度改善方案》，英语国家访问课程期间从现在的6个月延长至10个月；第二外语国家访问课程期间从6个月增加至1年。由此《法官海外研修制度》可能把英语国家海外研修分为1年期间的研究课程和10个月期间的访问课程，而非英语国家海外研修仅设1年期间的研究课程。
3、新设“1年以上研修制度”
《法官海外研修制度改善方案》新增“1年以上研修制度”以培养外国司法制度专门研究人员。该项制度将优先适用于第2外语国家(非英语国家)研修法官。即对于确定前往第2外语国家进行研修的法官来说，改善方案将赋予研修期间再延长6个月的机会，对获得该6个月延长研修期的法官来说，应承担大法院指定的专项研究课题任务。
由此2011年预备赴海外研修的法官将开始对除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之外的西班牙和其它国家给予较多关注。
4、加强法官和研修成果管理
韩大法院预计将通过要求研修法官提交研修课程期间的各种报告等方式来加强对研修法官的管理。
同时将通过召开研修成果介绍会及出版材料集的方式来加强对研修成果的评估和管理以此提高研修成果的体系化管理。
摘要： 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追偿权对于保证基金中的资金运转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实践中，这一追偿权却不能得到很好的实现，通常会碰到受害人不返还、事故责任人逃逸、法院无法协助执行的困难。为了更及时的、更持久的、更广泛的对交通事故受害人进行救助，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革以保证资金的有效运转。
关键词：交通事故 社会救助 追偿权 管理机构
根据调查表明，我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伤的人数连续十年高居世界第一，并且还在呈上升趋势。交通事故已俨然成为当下发生频率最高、出现范围最广、涉及人员最多的侵权方式，这给被侵权人带来了巨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为此，我国在《道路交通法》中规定了在一定条件下建立为弱势受害人垫付抢救费、医疗费及丧葬费等费用的社会救助基金机制。当然，这种垫付行为只是对经济困难的受害者的帮扶，而不是为侵权人“买单”的行为，之后社会救助基金的管理机构还享有向侵权人追偿的权利。然而，这种追偿权的行使在实践过程中却存在层层的困难。
一、追偿权的赋予和行使方式
第一，在追偿权的赋予方面。我国在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机制方面没有专门的立法，关于其中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行使追偿权的问题都是散见于有关交通事故的法律法规当中。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17条中规定了“……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是关于设立救助基金机制的规定。随后在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第24条中，规定了社会救助基金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应该对受害人进行救助：1，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2，肇事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3，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并且还规定救助基金的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的责任人进行追偿。这就是由国家的正式法规对这一追偿权的赋予，在之后的由财政部会同保监会等部门出台的《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也做了相类似的规定。
第二，在追偿权的行使方面。通过上述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社会救助基金机制中，拥有追偿权的部门是：基金的管理机构；追偿的对象是：交通事故的责任人；行使的方式：没有明文的规定，也就是说一般的民事途径都可以适用。
在实践当中，基金的管理机构一般是由财政部门担任，这就导致支付救助款项的管理机构不能及时的参与到交通事故中去，从而不能了解事故责任人的情况，以致不能很好的发挥其追偿权利人的追偿权。也进一步导致了，基金管理机构在通常情况下，怠于行使自己的追偿权，即不是直接找事故责任人来追偿救助款项，而是待受救助人通过诉讼等民事手段获得赔偿后，要求受救助人直接偿付基金所垫付的款项，或者要求司法机关在划拨赔偿款时协助基金管理机构获取垫付的费用。
二、行使追偿权在现实中的困难
通过上文的分析，也许我们觉得行使追偿权的基金管理机构是可以很顺利的追回已经垫付了的款项的。然而，现实中并不是这样，通常会面临以下几种困难：
1，事故责任人逃逸、事故车辆被解扣，无法追偿。
通常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肇事车辆会被交警部门查封扣押下来，为的是保障在受害人经过诉讼之后，受害者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以及法院能够切实执行。但是，很多时候，事故车辆是营运车辆，肇事者为了将车子尽快拿出来，会向交警部门给付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将车子解封。这就将给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追偿垫付款带来很大的风险：肇事司机为了不赔付巨额的赔款，“人和车子”一起消失。这样，救助基金在垫付了款项之后，无法找到事故责任人，则将无法行使追偿权。
2，垫付无上限，而被救助人自身未获得足够的赔偿，何以返还垫付款。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三种需要社会救助基金垫付费用的情形，我们可以知道被救助人一般都是很难得到足够赔偿的。那么在那有限的赔偿款中还要返还救助基金所垫付的款项，对于受害人来说是多么艰难的事情。况且，在不懂得救助基金运作机制的情况下，在他们的思想里，他们就觉得，作为政府设立的救助机构，是有义务帮助贫困的受害者的。
另外，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受害者通过诉讼得到的赔偿款都是直接通过法院的账户划拨到受害者的账户里的，这也使得司法机关在协助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执行上面不能有所作为。
3，管理机构不起诉，司法机关难于切实协助执行。
通过调查发现，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行使追偿权的方式一般很少会上升到诉讼的层面上，而是向法院发送一份协助执行函，要求法院在判决赔付款中协助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实现追偿。
但是，这一形式让法院也很为难：首先，在主体上，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不是案件的当事人，那么在判决中就不应该出现有关它的事项；其次，在判决等文书格式上，法院在文书中不应该出现“建议原告优先赔付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垫付款”的字样；最后，如上文所说，法院无法将执行款项直接划付到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账户中去。因此，很多法院对于这一协助执行函只能是口头上告知原告方，希望他们能积极返还垫付款。
所以，这一协助执行方式效果甚微。
三、实现改革、完善追偿机制
为了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能够及时的帮助贫困的受害者，也为了能够持久的对更多的受害者进行救助，社会救助基金中的资金量是很重要的。然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依赖对事故责任人的追偿来保证资金的运转。可见，垫付款项是否能被追偿回来对于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因此，改革现有的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机制也显得十分必要。
首先，完善救助基金的功能定位，即增加一定数量的无偿救助、设置救助上限。现有的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主要是对受害的当事人进行垫付抢救费、医疗费、丧葬费，只是一种暂时帮助的行为。但是在现实中，出现需要垫付的情形时，受害人在之后的赔偿款上也是很难得到满足的。由此可见，这是很不利于事故责任人和受害人积极的偿还救助基金所垫付的款项的。此外，要想合理的控制追偿的难度，还要对救济的数额设置上限，不能对受害人进行无止尽的救助，否则在受害人的赔偿款不能满足其自身要求时，要想追回垫付款更是难上加难。
如果救助基金能有无偿救助功能，这样既能从心理上对当事人进行抚慰，让他们从心理态度乐于去偿还垫付款，又能在经济上对他们起到真正的帮助作用。当然，这一无偿救助是需要严格审查和批准的，只有在受害人确实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才能批准的。
其次，确定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管理机构为交通管理部门。根据2009年财政部会同保监会等部门出台的《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我们知道现有的管理机构是设在财政部门中的。财政部门在日常的工作中，一般只对申请进行审查、资金划拨进行审查，很少参与到事故当中去。这样，是不利于了解案件当事人的真实情况的，而且在事故车辆的扣押、解封上面也没有自主权。
如果交通管理部门能够成为管理机构，其在事故处理时就能及时的到达现场，对人员、车辆进行及时的调查、扣押等勘查活动。这也是有利于最后追偿权的行使的，能够有效保证垫付的款项能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执行，而不像财政部门处于被动状态。
最后，在立法中确立司法机关的协助义务。现有的法律没有规定司法机关应该协助救助基金追偿垫付款的义务，这就让司法机关在协助的过程中因没有合法的法律依据而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方式去协助追偿。如果在立法中规定司法机关的协助义务，司法机关就可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了，这也能减少基金管理机构因追偿垫付款带来的诉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