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认对法院的拘束力

作者：彭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一：自认对法院拘束效力的矛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了我国的自认制度。
自认制度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必然要求和自然产物。自认对法院的约束力源于辩论主义，根据自认制度，一方当事人自认对方主张的事实后，便对法院发生约束力，法院不得对自认的事实判断认定其真假，并将其作为判案的事实依据。由于法院对自认的事实不再实施证据调查，一般而言，其事实的真伪性也往往难以知晓。但有时该自认的事实明显与众所周知的事实或案件客观事实矛盾时，对该事实的自认是否还对法院具有拘束力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一方面确立了自认制度，同时第九条又规定了：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及定理；
　　（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自认事实除与上述事实相矛盾外，也可能与案件客观事实相矛盾，而我国法律又保留了法院依职权探知案件事实的权力，对此相互矛盾的事实，法院将以哪个事实作为判决的基础，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法律适用原则。

二：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对自认效力的分歧。

自认制度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必然要求和自然产物，自认的法律效果在于，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必须受到当事人自认事实的约束，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应以当事人自认事实为基础。如果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为乙，法院不能以甲作为判决的依据。法院没有以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为判决基础时，该判决即违反辩论主义。自认制度的设计实际上排除了法院对自认事实的认定权。既然排除了法院的对事实的认定权，也就必须容忍自认事实的非真实性。起码法院因受自认事实的约束，不能再动用职权，调查该事实的真伪。即使以法官的自由心证得出该事实可能有伪时，法院也不得否定该自认的事实。
自认对法院的约束力并非来源于该事实的真实性，即不因为双方对该事实的认可或认识的一致性而具有一般真实或盖然真实性。而是源于民事诉讼法中辩论主义这一基本原则。根据辩论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对法院有约束力，法院不得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主要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主要事实的承认，就使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已经成立，法院当然应当受到该事实的约束。因此，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中的辩论主义是自认制度的基石。

相反如果实行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由于法院对作为裁判依据的所有事实，包括主要事实实行职权探知，所以，自认制度便不能成立，自认的事实无法约束法院。有的人认为，即使法院拥有对事实的职权探知权，也并不排斥当事人的自认。例如，在我国，就允许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承认。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法院对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当事人主张事实的承认的认可，并不意味着法院受到该事实的约束，即法院可以在当事人自认的场合推翻自认的事实，而以职权调查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依据，也可以以自己的判断（实际上的心证）来否定当事人自认的事实。所谓职权探知的本质意义就在于法院对于该事实真实性有调查认定的权力。而自认制度就是要排斥法院对当事人自认事实的认定权，在裁判时只能以该自认的事实为依据，而别无选择。

三：我国采取超职权主义模式对待自认对法院的拘束力，

我国民事诉讼法由于并未完全确立有约束力的辩论原则，允许法院在自己需要的场合以职权收集证据，就使自认制度目前在我国无基本制度或基本原则的法律基础。
在证据的收集上，法官依职权主动收集证据经历了从全面收集证据到收集与案件审理需要的证据，进而证据规则又对法院收集证据的范围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深化，法官主导地位有所削弱，职权弱化，强调了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但这种变化也只是量上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超职权主义民事诉讼模式的特点。法律在为法院收集证据保留权力的同时，也就给予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其收集证据的范围就很可能成为法院裁量的范围而具有随意性。 在职权探知的民事诉讼体制下，法院对真实事实的追求实际上被自然化，具有某种图腾的意义。且这种观念具有一定的理性基础，而且是一种长期的传统观念，要转变这种观念是比较困难的。因此，规范的自认制度在这种观念环境中显然不能存活。在这种诉讼体制下的自认对法院的拘束力必然要受到限制的。为此，在适应私权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诉讼模式与诉讼理念，对某些事实的自认，法律还要依靠其强制力限制自认的适用，以维护正义，维护国家利益，维护社会伦理。其限制主要有：
　　（1）司法认知的事实不适用自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及定理；
　　（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
　　（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
　　（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对于第九条中所列事实，除发生第二款之情形外，即使一方当事人自认以致双方当事人主张趋于一致也不得产生约束法院的效力，即司法认知的显著事实不适用于自认。
　　（2）法院依职权取证范围内的事实不适用自认。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前，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完全可以不考虑当事人的承认而自行调查取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十六条对法院自行取证作了限定，这样一来，虽然法院自行调查的范围缩小，但对第十五条中规定的法院可依职权取证的事实，也不能适用于自认。
　　（3）涉及身份关系的婚姻家庭案件中的事实的自认，因为这类案件关系社会基本伦理价值和基本人权的保护，所以排除自认的适用。

四：规范自认制度的自认对法院应有绝对的拘束力

任何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和经济性的措施和制度对法院和当事人都具有难以抗拒的诱惑力。而自认制度通过对对方当事人主张的承认，免除了主张者的证明责任，减少了当事人收集、保存证据、相互质证之累，也减少了法院调查核对证据之苦，不失为一种提高诉讼效率和经济性的措施和制度。同时自认制度有利于树立法官中立、公正的形象，防止腐败的产生。正是自认制度在这方面的诱惑，使我们自然地会想到移植自认制度。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也已经在司法解释中将自认制度规范形式移植到了司法解释文件中。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中对无需证明的几种情况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由于我国法律保留了法院依职权探知事实的权力，仍然以追求客观真实为终级目标，我国实施的自认制度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认制度。
自认制度要求的制度环境是法院对案件事实（主要事实）的非职权探知，即主要事实由当事人提出，法院作出裁判的依据限于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相反，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法院不能依职权收集和调查。这也是辩论主义的基本要求。自认制度的免除功能就在于，一旦一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被对方承认后，该事实成为没有争议的事实，对法院发生拘束效力。如果允许法院在自认后对该主张的事实进行调查和心证，那么实际上这种拘束力就不存在了，自认制度对诉讼的效率性和经济性价值也就随之丧失。从诉讼模式的角度看，自认制度的模式环境应当是当事人主导的诉讼模式，即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不管是英美型的，还是大陆型的。也许有的人会以为，当一方当事人承认对方的事实主张时，法院予以认可，自认的一切功效不都存在了吗。问题在于经法院的认可，当事人的自认虽然成立，但作为一项对法院有约束力的制度仍然没有确立，只要在自认中介入了法院的职权，即法院对自认的认可，就表明当事人的意志对法院没有任何约束力。自认制度的核心是对自认对法院有约束力，没有约束力自认就不能作为一项诉讼制度。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因为没有制度约束力，因此，在我国民事诉讼辩论原则下不可能派生出自认制度。如果我国要适用自认制度，就要求我国目前的辩论原则具有真正的约束性，而不是对当事人辩论权利的抽象肯定。
自认制度存在的观念环境是当事人之间私权纠纷的解决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志，　当事人一方有权对相对方提出的对自己不利的事实予以承认。法院的裁判虽以追求真实为理想，但也要受制于当事人。自认制度的设计也就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当事人已经自认的事实法院不管其真实性如何都将排除对自认事实真实性的怀疑。
规范的自认制度，除违反公序良俗、损害国家、集体、他人利益的外，应对法院具有绝对的拘束力，法院应依此为判决的基础。建立的自认制度应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相关机制并改造和变革民事诉讼中的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改进其适用，为真正实施规范的自认制度创造环境。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妇女作为“半边天”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所担任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但是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女性职务犯罪案件数量仍时有发生,不容忽视。以蒙山县检察院近年来查办女性犯罪案件7件7人案件为例。通过分析原因,提出预防对策。

　　一、女性职务犯罪的特点

　　1、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在人们心中,女性往往是温顺与善良的代名词,因此女性一旦涉足职务犯罪,极容易被忽视,加上爱面子和胆小怕事的本性,女性实施犯罪后的惧怕心理会比男性更为强烈,她们会想方设法加以掩盖,因此女性犯罪具有更大的隐蔽性。从工作岗位看,7名职务犯罪女性中涉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2名,事业单位职工1名,国企业职员4名,而且多为财会人员。7名女性犯罪分子中4名是出纳员或会计员,占57%。

　　2、从作案手段看,多是伙同他人作案。7名女性职务犯罪分子中有4人均是伙同同事或自己丈夫共同犯案。1宗案件连续作案3个多月;涉案金额较大,一发不可收拾。如蒙山县新华书店出纳员何某与其丈夫里应外合,在2008年3、4、5月份短短3个月时间多次挪用蒙山县中小学课外读物及教材款112931.55元给丈夫做金银首饰、古董生意,最后夫妻俩双双落得在法庭受审的可悲下场。

　　3、7名职务犯罪女性中,2名是科级干部,1名是事业干部,其余4名均是职工。

　　4、从年龄结构来看,主要集中在30岁至50岁之间,其中30岁至40岁的3人,40岁至50岁的4人。可以说,30岁至50岁是女性职务犯罪的高发期。

　　5、高学历犯罪占较大比例。大学1人,大专3人,中专2人,只有1人是初中文化,高学历犯罪从犯罪学上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一种表现产物,学历越高越有机会参与更高的管理岗位,如果其一旦犯罪,其犯罪手段自然表现为高智商犯罪。

　　二、女性职务犯罪的原因

　　1、法制观念淡薄。被查处的女性职务犯罪者大多疏于学习法律知识,有的虽然文化程度较高,但平时极少学习法律知识,因此法律意识薄弱,罪与非罪也分辨不清。

　　2、单位管造了便利条件。事实证明,健全的财务、保管制度是防止职务犯罪的有力手段。但从查处的女性职务犯罪案件看,单位财务监督失控,如有的单位设立小金库、帐外帐,有的单位收款不报帐。

　　3、心存侥幸的心理作祟。查处的女性职务犯罪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自以为所做的犯罪天衣无缝、无人知晓,于是利令智昏,做出“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事。　　　　　　

　　4、吃亏补偿心理。上述女性职务犯罪者心态严重失衡,认为自己的贡献多,收入少,产生吃亏心理,从而为敛财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有一定职权的女性在面对各种利益的诱惑,想到即将退居二线,认为自己为公奋斗了一辈子,得到的报酬却有限,于是出现了“一辈子为公,偶尔几次为私不应该是腐败性质”的想法,便在补偿心理的支配下实施了犯罪。

　　三、女性职务犯罪的预防对策

　　1、加强道德教育,筑牢思想防线。提高妇女特别是职业女性的思想政治素质,强化她们的法律意识和廉政意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使到职业女性在工作中作出成绩,作出贡献的同时,又要使她们知法懂法,依法按规办事。

　　2、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健全单位规章制度。现今各单位的会计、出纳等工作多由女性负责,认为女性在理财方面比较可靠,正是出于对女性的信任,往往疏于管理,加上制度的不完善,使得犯罪分子有机可乘。从查处的几宗贪污、挪用公款案件来看,正是由于对女性的过于信任,放松监管,导致她们大肆侵吞,挪用国家财产,成为硕鼠。现实证明,失去监管的权力最容易滋生腐败。有效的监督管理和完善的财经制度是防范腐败和职务犯罪的基础条件。

　　3、加大打击力度,增强法律威慑力。对于职务犯罪,要切实加大打击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能因为是女性犯罪而心慈手软,姑息养奸,在案件的处理上应与男性一视同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预防职务犯罪的方法同样也适用于女性,通过强化办案,加大查处职务犯罪案件力度,以打促防,使到有犯意的人员警钟长鸣而不敢以身试法。

　　4、选贤任能,选好单位领头人是预防职务犯罪的前提条件。从查处的案件看,无论是国有公司还是国家机关,都是因为单位的一把手先起犯意,下面的人才“马首是瞻”,同流合污的。可见,选好一个政治思想好、能力强、素质高的一把手以及一个团结、廉政的领导班子,对于加强单位的廉政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5、纪委、检察、监察、财政、审计、司法部门与相关单位共同举办个案预防研讨会,同相关单位人员进行深入研讨,把传统的置后预防变为主动事前预防,使预防关口前移,强化内部预防机制。适时邀请经验丰富的司法同志讲授法律知识课,如财经纪律、会计法,公司法、刑法等等,走访了解相关单位财务、人事、管理等方面规章制度的制定、落实情况以及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对其提出整改意见,帮助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堵塞管理上存在的漏洞。

　　检察院在查处女性职务犯罪工作中,加强向党委、人大、政府汇报制度,要注意开展调查研究,发现女性职务犯罪新情况、新问题,犯罪的新动向、新特点,要分析带有苗头性、倾向性、典型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研讨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规律、特点、动态、寻找预防对策。发现苗头问题,及时向党委、人大和政府报告,有利于党委、人大、政府抓早、抓实,研究对策,起到防微杜渐作用。同时邀请人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参加案件的讨论,并听取他们对案件的处理意见,跟踪大代表、人民监督员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从法律、政策、教育、管理等方面多管齐下铲除产生职务犯罪的土壤。

（作者系广西蒙山县检察院检察长）